中共苏区中央局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苏区设立的代表机关。在当年情况复杂和条件艰苦的苏维埃区域，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党的建设、军队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因驻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不明苏区情况，对中共苏区中央局进行不切实际的遥控指挥，再加上苏区中央局也受到了“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对中央苏维埃区域也造成了重大损失，使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辉煌的征程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富田事变”起风波

　　1930年，远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为加强对广大苏维埃区域的领导，使零散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各地红军得到统一指挥，密切各方面的联系，在9月28日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区域建立中央局的办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
　　12月下旬的一天，寒气逼人，光秃秃的树枝被无情的北风吹得“哗哗”作响，一位农民打扮的中年汉子，踩着冻硬的乡间小道来到宁都小布村，他就是领导和组织了几次工人运动，在革命队伍中大名鼎鼎的项英同志。项英刚到，就与毛泽东、朱德等苏区领导见了面，并传达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在苏区建立中央局和处理“富田事变”等事宜。毛泽东也以总前委书记名义向项英汇报了苏区的工作。许多在苏区工作的同志虽和项英初次见面，但大家对项英的大名早有所闻：项英于1920年起从事工人运动，并于192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参与并领导了1923年京汉铁路的“二七”大罢工和沪西日商钞厂工人2月罢工，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由于他如此辉煌的经历，苏区的同志对他非常尊敬。

　　1931年1月15日，苏区党的最高领导决策机构--中共苏区中央局经过紧张的筹备正式成立，并按照临时中央的要求，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曾山、余飞及湘赣边界特委1人、团中央1人组成苏区中央局委员。周恩来为书记，因他还在上海工作，暂由项英代理书记，全面主持苏区中央局工作。中共苏区中央局虽已成立，但因所确定的委员中大部因事不能到职，而在苏区的毛泽东和朱德也要忙于粉碎敌人的“围剿”，因此苏区中央局只由项英一个人主持，领导机构并不完善，但是中央局的工作还是很快开展起来。中共苏区中央局一成立，马上发布了《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一号--苏维埃区域中央局的成立及其任务》，决定将全国苏区划分6块，并明确“以后全国各苏区及红军中党部应直接受苏区中央局指导。”下设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同时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取消。由此，项英也就成为苏区党和军队的头号人物。

　　项英的工作开始很顺利，但不久一件棘手的事就摆上他的案头，这就是在党内军内造成较大影响的“富田事变”。“富田事变”的原委是这样的：1929年下半年，赣西的部分地方风传有“AB团”反革命组织活动，党组织立即进行了清查。1930年陂头会议后，“肃反”工作扩大化。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在清查、“肃反”工作中，从一些人中听说红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是“AB团”成员，于是对其逮捕，并怀疑172团政治委员刘敌也是其成员。刘敌等人认为抓“AB团”是打击赣西南党的干部“阴谋计划的组成部分”。于是是率红20军一部，在省行委驻地富田缴了警卫连的枪械，释放了被捕的所谓“AB团”成员，捆绑了军长刘铁超。随后，他们把队伍带到江西湘赣苏区永新、莲花、安福一带，并提出了分裂革命队伍的口号。项英非常清楚，矛盾如此尖锐的事件，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会给苏区造成前所未有的灾难。因此，项英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研究，采取了较为稳妥的处理方法，认为“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提出的口号是错误的，是搞党内分裂活动，但他们不是“AB团”组织，客观上反党是不自觉的，应以教育为主，实行“冷处理”。可是，尽管项英代表的是中共苏区中央局较为周全地处理了“富田事变”，但风云突变，新上任的临时中央领导王明对于项英在事件的处理上全面否定，并委托代表团到苏区全权调查，重新处理“富田事变”问题。

　　4月17日，中共中央派出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为中央三人代表团来到宁都青塘，传达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并通过中央代表团起草的《关于富田事变决议》，认为项英在“富田事变”的处理中“完全错误”，“是向‘AB团'让步……”。在这次会议中，项英的职务被免除。事实证明，在临时中央的错误干扰下，愈演愈烈“肃反”扩大化、简单化错误，造成了苏区大地血雨腥风，党员干部大量被错杀，冤案堆积如山，革命事业受到极大损失。

赣南会议，毛泽东遭排挤

　　项英的职务被免除后，中共苏区中央局一时群龙无阁央代表团考虑毛泽东在苏区群众中的威望，电请临时中央批准毛泽东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并由任弼时任组织部长，顾作霖任宣传部长，古柏任秘书长，王稼祥任政治保卫处长。至此，中共苏区中央局机构初步健全。1931年9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辗转迁移了几个地方后，驻扎在古樟掩映的瑞金叶坪村的一幢谢姓私宅中。这栋房子的结构非常精巧，曲径回廊、雕梁画栋、宽敞明亮。

　　但毛泽东领导的根据地人民所取得的显著成绩，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并没有给予肯定。1931年9月，苏区中央局接到临时中央的指示信，列举了苏区中央局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使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阅后非常气愤，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叶坪谢氏宗祠中的大厅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这次会议给苏区上空带来了乌云。

　　会议由中央三人代表团主持，参加会议的代表共70人左右。讨论并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党的建设问题》、《红军问题决议案》、《苏区工会运动决议案》、《青年团工作决议案等五个决议案。会议是按照中共中央9月来信的基调召开的，虽然各代表争论得很激烈，但因临时中央的态度明确，因此，毛泽东成为会上批判的对象。毛泽东对于会议加在自己头上的“调和路线”、“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富农路线”的帽子并不辩白，但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鉴于毛泽东所犯下的“错误”，会议停止了毛泽东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代理书记职务，改由项英代理书记。这就是王明在政治上排挤毛泽东，以及他们在苏区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开始。

　　毛泽东虽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但是，因他在苏区群众及红军队伍中有崇高的威望，所以在苏区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仍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无暇计较个人得失，又紧张地投入到政府的建设事业中……

审时度势，周恩来稳大局

　　赣南会议一结束，临时党中央就接到苏区来电，要求派人去苏区担任中央局 书记一职，可此时驻在上海的临时党中央因叛徒出卖而基本瘫痪。临时党中央考虑中共苏区中央局书民职务一直都由周恩来担任，在风云变幻的时候，派遣周恩来去苏区最为合适。

　　周恩来对于去苏区任职欣然接受。1931年底，周恩来便乔装打扮，顶着凛冽寒风，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来到闽赣交界的长汀。

　　关于苏区的情况，周恩来在上海就有所了解。为了进一步了解苏区实际情况，周恩来就在长汀与同志们交谈。据原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工作的李坚贞回忆：一次工作回来后，她看见周恩来在屋里面。周恩来问她干什么去了？李坚贞不认识周恩来，爽快地说：“抓反革命！”周恩来听了，微笑着说：“抓反革命，好哇，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反革命啊？”李坚贞一时间回答不上来，她身边的同志告诉她，这就是党中央派来的周恩来，从上海来，准备去瑞金。周恩来后来又对她讲了党的政策：“斗争土豪、劣绅，成份一定要搞清楚；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是敌人，一个也不要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要冤枉……”

　　很快周恩来从长汀来到瑞金，正式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在经过充分调查研究后，周恩来认为：“一苏大会”的召开给苏区的事业指明了方向，各项事业百废待兴，然而苏区内部因“肃反”扩大化而造成的到处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AB团“的局面，闹得人心惶惶，党员干部无心工作，群众的意见很大。
　　于是，周恩来审时度势，在1932年1月7日，召集了苏区中央局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认为苏区“肃反”工作犯了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进一步指出整肃“AB团”工作“以杀人为儿戏，以疯狂心进打击‘AB团'，造成党内恐怖”。“肃反”组织形成超越过政权的独裁机关。为进一步扭转“肃反”扩大化、简单化所造成的局面，周恩来又指示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错误的决议》，决议指出了李韶九在“肃反”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决定给予李韶九处分……

　　周恩来主持的苏区中央局，纠正了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稳定了苏区局势，使苏区军民大快人心，革命的积极性也比以前得到提高，苏区中央局内部机构进一步得到完美，并创办了《党的建设》刊物，苏区中央局的机关刊物《战斗》也改名为《实话》并继续出版。

意见分歧，毛泽东不妥协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在同毛泽东交往中，为毛泽东对革命事业呕心沥血的行动深深感动，认为苏区在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毛泽东对战争形势的分析也是正确的。周恩来为了使毛泽东的处境得到改善，在工作、生活上尽量对他照顾。在赣南会议后，毛泽东心情一直不好，同时又得了疟疾，种种不愉快的事情搅在一起，使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叶坪的村民回忆说：“毛主席头发很长，眼睛深凹，个子很高，但又很瘦，像竹子一样。”由于周恩来的处处关照，毛泽东的心情略有好转，以后又随同周恩来、朱德到前线去指挥战斗在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方针指挥下，红军在继赣州撤围后，4月20日又取得了漳州战役的伟大胜利。这对于逆境中的毛泽东无疑有很大帮助，但革命征途仍是那么艰难曲折……

　　1932年7月，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四人组成了“前方军事会议”，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行动，留在瑞金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四位成员组成后方中央局。8月8日，经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共同得议和要求，并经后方中央局同意，毛泽东被重新任命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9月，在部队的行动方向和作战的问题上，前方中央局与后方中央局成员发生了意见分歧。为了使双方意见统一，10月上旬，8位苏区中央局成员全部来到了宁都小源村，举行中央局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并“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即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精神。

　　毛泽东明知自己的观点会成为众矢之的，但他不顾身处逆境，对“进攻路线”提出批评：以前攻打赣州的教训，不是很好的证明吗？现在的局势依然，敌强我弱，我们不能贸然行事，要积极准备，巩固根据地，要向闽西北和赣东北发展，把苏区连成一片。

　　后方中央局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是在批评他们，是“不尊重领导”，是“组织观念”问题；是“不符合中央的进攻精神”，是“右倾消极主义、游击主义”。当有人建议改组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作组织处理里，毛泽东当即表态说：“委员可以不当，但意见不能调和。”

　　会上，后方中央局成员不顾周恩来、朱德竭力争辩，决定让毛泽东回后方“养病”，专做政府工作。后来，中央又撤消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剥夺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权。

　　毛泽东并没有因“左”倾错误的压迫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回到后方后，他在赣南等地的农村做了很多有价值的调查

　　1933年1月，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瑞金沙洲坝下肖村的杨氏私宅中，中共苏区中央局为便于工作，也于4月迁驻下肖村与临时中央合署办公。在此期间，机构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苏区中央局照常行使职权。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瑞金黄竹堪下召开并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中共苏区中央局--这个在苏维埃革命中的特殊组织也就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