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是根据地经济建设中极为重要的部门它在打破敌人残酷的经济封锁，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保障军需民用物资的供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红色区域与白色区域商品交换的枢纽。

　　　　　　　　　　　　　　　　　　　　　　　　　　　　　　　　　　　　　　瑞金的中央对外贸易总局旧址
针锋相对

　　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像在敌人肋间插了一把尖刀，于是国家党采用了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双管齐下的办法。蒋介石叫嚷：“将匪区严密封锁，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这一点比和匪区作战还更重要！”

　　在接近苏区的白区，无论大路小路还是河流沿岸，敌人的正规军、保安队、挨户团，层层设卡，密密网罗，妄图使苏区“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白区设立“油盐公卖处”，实行计口售盐、售油，“每人每天，只许购3钱。”据1934年《申报月刊》记载：“客栈里住了外来旅客，所需食盐，由旅客到公卖处购买，数量自然是勉强够一餐之用。有些饭铺，居然贴出‘小账可免，盐钱照加'的红纸条子。”

　　敌人残酷的经济封锁，使中央苏区食盐、布匹、药品严重缺乏，而苏区的粮食，纸张、木材、烟叶、夏布、樟脑和钨砂等又运不出去。苏区的经济困难重重，食盐价格陡然上涨。商人到白区，一块光洋可买7斤盐，而苏区，一块钱只买12两（16两为1斤），有时只能买几两，甚至有价无市。当时苏区流传这样两句话：有人拿走一粒盐，店主赶过三家店。相反，苏区粮却下跌惊人，万太、赣县、永丰、公略等县，新谷上市，农民5角钱一担卖给商人，商人运到赣州，卖4块钱一担，是买入价的8倍，农民惊叹：“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
这样的经济局面，严重影响中央苏区红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影响“围剿”斗争。

　　于是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江西部17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对于外贸工作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再不能不管了，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在这方面尽最大的努力。”

　　中央苏区的对外贸易工作，是与敌人的经济封锁同时诞生的。1930年，永定县成立了“武装通讯分社”，赣东北苏绘埃政府建立了对外贸易处，开始沟通了赤白贸易。然而，这些地方性贸易机构，还不能承担整个中央苏区的进出口贸易业务。为此，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于1933年2月召开第三十六次党委会，决定成立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下设对外贸易总局，委任钱之光为局长（江阿明、刘炳奎先后任副局长）。4月，中央政府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各级国民经济部暂行组织纲要》。规定了对外贸易任务：“对外贸易局管理苏区对久贸易事宜，设法打破封锁，保证苏区境内的生产品与境外的商品，得有经常的交换，消灭农业产品与工业生产品的剪刀差现象。”

　　中央对外贸易总局下设业务科、采办科、会计科、出纳科、积管科、管理科。开始只有30多人，后来发展到80多人。稍后，相继设有赣县江口、上杭、会昌、乱石圩、泰和、寺下等对外贸易分局，并在重要出口地设立了10个采办处，形成了一个对外贸易网，推进了对贸易的开展。

　　中央对贸易总局设在瑞金南门岗，是两层楼房，楼上住人，储放物资，楼下办公。房前有一条河，叫绵江河，是贡江支流，流向赣州。满载物资的船，经常往返于瑞金、江口之间，成为红白区进口物资的集散地。

斗智斗勇

　　由国家采办与鼓励私人自由经商相结合、专业办外贸与群众办外贸结合，是当时对外贸易的总方针。中央政府明确指出：“苏维埃政府除以关税政策来调剂各种商品的输出入外，保证商业自由，鼓励各方面群众的与私人的商业机关的自主性，去寻找新的商业关系与开辟通商道路。”并相应作出许多优惠政策和措施。如凡出口产品如谷米、豆子、茶油、烟叶、木、纸等，进口产品如盐、洋油、火柴、棉花、布匹、药品、医药器具、印刷材料、钢铁、兵工原料、手电筒、电池、汽油等，一律按照应纳营业税减半征税。

　　1934年7月，第五次反“围剿”因“左”倾错误的指挥，节节受挫，许多红军伤员因缺药得不到及时医治。中央政府要外贸总局尽快采购一批药品。钱之光局长立即召开分局局长会议，分配采购任务。他考虑江口分局是中央苏区重要的贸易中心，这里有潋江、贡江、桃江沟通，离赣州城只有30公里，距瑞金也只有140多公里，是水陆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因此，他对江口分局局长姚玉生批示说：“姚玉生同志，总局分配给你局6万元的采购任务怎样？有困难吗？”曾在反敌人经济封锁中屡立战功，受过中央政府表扬的姚玉生语气坚定地回答：“苏区经济形势严峻，采购物资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没有价钱讲，一定完成任务。”其他几个分局领导也自动承担采办任务。“其他几个分局领导也自动承担采办任务。会后，钱之光、刘炳奎和姚玉生的一道连夜赶往江口，利用第二天逢圩的机会，邀请了20多名赣州的老客商开座谈会。座谈会由姚玉生主持，他说：”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个，这是外贸总局局长钱之光同志，这是副局长刘炳奎同志。今天要大家来，就是要诸位采购一批药品，我们都是老客户了，请大家帮忙，自报数目。“到会的白区商人沉默不语。忽然，一位叫汪东金的商人站起来说：“我承担2万5千元采购任务！”钱之光当即表扬，并宣布：“给奖金20元，超额再加。于是其他商人纷纷承担了采购任务。这种办法很见效，江口分局40天内便完成了8万多元西药的采购任务。

　　各级苏维埃政府也相应作出不得向商人筹款，保证守法商人自由往来，保护商品的输入输出等规定。
　　优惠的政策，鼓励了商人，召来了众商。在国民党粤军盘踞的永定城，武装通讯分社与“万丰布庄”、“裕与祥京果店”建立了秘密贸易关系，将在白区套购的物资，源源不断输往苏区。

　　赣州，号称“铜赣州”，红军几度攻城未克，是个顽固白色堡垒，但它却被江口贸易分局开了“铜门”。“广裕兴”老板曾伟仁，串通他的后台老板国民党粤军师长李振球一起，毫无顾忌的与苏区做起了秘密交易。李振球亲派副官陈国谋、军需处股长陈汉祥，暗地组织赣州商人贩运贩运奇缺物资进苏区，高价抛售，再从苏区低价买进钨砂、粮食外运出口。曾伟仁还在江口分局达成互派代表的秘密协定。江口分局代表刘门生长驻赣州；“广裕兴”，、代表钟先清坐镇江口。双方通过水陆交通把苏区的钨砂、谷米等转运广东、香港，把食盐、西药、布匹运往苏区。个体商贩那就更多了，江口每圩都有几百个肩挑小贩，多的时候500～600人。赣州成了苏区的秘密供应站。每月从这里进品的营业额60余万元，有时高达150万元以上。

　　中央苏区所需的盐、布、药品等，70%都是江口分局从赣州采办的基本上保证了苏区党政机关和军需民用的需要。

深入虎穴

　　如何把白区商人采购的物资运进中央苏区，在敌人到处设关堵卡，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的确是一道难题。

　　因此，对外贸易总局群策群力，采取了形式不一、灵活多变的办法。起初，一般采取较稳妥的办法：一是通过商人自己设法将资运进苏区，在苏区进行买卖交易；二是由贸易公司与商人彼此秘密约定在赤、白交界地交易，当场货款两清。这两种办法，因环境险恶，交易量不大，远远不能满足苏区的实际需要，因此，我方后来常采取大动作，来采购较大数量的物资，即武装“抢货”和“以货易货”，这些做法都非常富有传奇色彩。

　　“抢货”，即对大的买卖，由双方预先商量好，待白区商人将货运到途中约定地点时，我方预先埋伏好的人员，立即对天鸣枪，造成“抢货”场面，商人便伪装弃货而逃。我方在武装掩护下赶紧运回货物。这样做，可免除商人“济匪”罪名。赣州“胜记布庄”的林老板，曾将给我方买的300匹布，用船运到新庙附近，我方湖口采办处派出的接货人员鸣枪以示，船工急匆匆将船撑过河来，而押货的林老板则奔往赣州，谎称布给“抢”了。

　　“以货易货”，就是利用白区急需的货物换回我方采购的物资，并躲过敌人关卡的检查。有一次，新泉贸易分局通过福州一位大老板，采购了一批食盐、布匹、棉花、药材，这些物资是白区禁运的，敌人封锁甚严。怎么办？大老板和我方采办人员陷于困境。突然他们得悉，国民党十九路军的蔡廷锴要买一批钨砂，机会来了。这位大老板立刻找到蔡廷锴的副官，说：“钨砂苏区有，但要求我们以换货。”副官欣然同意。双方约定在赤、白两交界的庙前换货，很快将一大批苏区紧缺物资运入苏区，解了苏区军民的燃眉之急。

　　在中央苏区贸易战线上，苏区人民、地方干部以及赤、白交界的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想出各种办法，采运各种物资，冲破敌人封锁线，无私无畏地支持贸易工作：
　　有的群众把棉衣、棉裤浸泡盐水，晒干穿在身上，带进苏区，然后水洗变成盐；
　　有的将大毛竹的竹节打通，灌进食盐，密封好，做成竹筏，撑进苏区；
　　有的把盐、药品装入棺材，后面跟一群披麻带孝的妇女、儿童，扮成送葬队伍，走出封锁线；
　　有的妇女把盐包捆在腹部，假扮怀孕，躲过敌人检查；
　　有的把粪桶做成双层，下层放盐，上层装粪，挑回苏区；

　　苏区干部和群众以惊人的智慧，无私的精神，过人的胆识，为支持革命战争作出了贡献，同时他们也付出了巨大牺牲。例如会昌县西江乡一家农民，三兄弟都来往赤白区担任运输，有两个在敌人封锁线上英勇牺牲；永定“万丰布庄”、“裕与祥京果店”等5个商店，因同情革命，秘密支持苏区斗争，和我方建立了秘密的贸易关系，后来不慎被敌发现，国民党反动派将这些店的老板李永源、张荧喜、张利传、呈昌等人抓去，最后全部杀害。

　　在苏区百万军民和外贸战线的同志共同努力下，国民党自为“固若金汤”的封锁线被粉碎了，敌人妄图扼杀新生红色革命政权的美梦化为泡影。敌人不得不哀叹：“天下事，往往不能尽利而无弊。封锁之布置愈严，偷运之诡谋变愈巧。”“而且他们都是地道的老百姓，还顺便做着耕作、渔牧、小贩一类事情，怎能容易识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