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外交生涯画上句号
　　1975年9月7日上午,开国总理周恩来在北京305医院留下了他外交生涯的最后瞬间,他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随之而落下了光辉灿烂的帐幕.
　　周恩来用那略有残疾的右臂,握拳支撑在沙发边沿,左肘抵在沙发扶手上,为尽可能缓解腹部伤口未愈合而带来的剧痛,他的上身艰难地向前微倾,凝神听着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伊利耶·维尔德茨的谈话.他那刀剑般锋利的浓眉拧着,眼睛却依然明亮.病魔侵害了周恩来这位被人誉为东方美男子的儒雅、阳刚的容貌，却没有改变他彬彬有礼的风度和从容不迫的笑容。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日子。
　　那天，我在医院的客厅晨拍照，无形的压抑和无以名状的痛楚堵得心里老是发慌，焦距在微微颤抖的手里老是模糊。他那潇洒而又庄重的形象曾千万次出现在我的镜头里，也永远地留在全国人心的心中……
可眼前的总理已经十分瘦弱和憔悴，从不要人搀扶的总理，哪怕是在手术之后身体还未复原，也要坚持自己走上前和外宾握手，而这次他不能独自走完这段只有几米长的平坦之路。
　　我几乎是从泪水模糊的取景框里看准了这个催人泪下的瞬间，按下了快门。就在我按下快门的刹那间，心底掠过不祥的惊悸，这会不会是总理最后一次见外宾？热泪迅速挤进鼻腔里。我紧紧地合上眼帘，生怕这一睁眼，就会憋不住泪珠子夺眶而落。
　　我心里默默安慰自己：我虽不能搀留您匆匆走向生命终点的脚步，但我可以用镜头挽留住您不朽的身影。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稳住自己的情绪。我又到旁边拍了几个他们会谈的镜头。在总理身边照相，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约束和压抑，似一片自由飞翊的拍摄天地，只要觉得镜头好、人物的情绪好就可以按动快门。时间一久，在总理旁边拍照竟是一种轻松自由、乐趣无穷的享受。直到9月7日上午，我们的拍摄天地仍是无任何约束的宽松，可是心情和以前相比已是相差天壤！
　　会谈时间不长，我看见总理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右手握拳紧紧支撑在沙发边沿。我心里真着急，会谈应该结束了，好让总理早点儿休息。幸好这时外宾站起身来，向总理告辞。我突然发现总理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皮鞋，心里蓦然腾升了一种尽管是很涉茫的希望，惊喜万分地跑去问总理的卫士长：“总理的脚消肿了嘛，能穿上皮鞋了？”
　　卫士长摇摇头，出乎我的意料，吁了一声令人不安的叹息：“不是好兆头啊！”
　　“消肿总比肿着要好！”我固执地坚持自己渺茫的希望。
　　“谁都希望这样啊！”卫士长毕竟比我了解总理的病情，他没有一点喜悦。
　　在这之前的4月份，金日成来中国访问，要到305医院看望周总理。已进入生命垂危的周总理，因久病卧床，双脚肿得像发酵的馒头，穿不上皮鞋。总理平时非常注意仪表，哪怕是旧衣服穿在身上都平平整整有模有样的。工作人员见总理穿不上皮鞋可急坏了，又不能让总理穿着皮鞋去见客人。最后一家制鞋工厂里为总理订做了一双黑色的圆口布鞋。
　　总理一试挺合脚，高兴地说：“很好嘛，布鞋养脚！”他那浓郁的苏北口音一下子舒平了工作人员多日不展的眉结。
　　那天，金日成由邓小平陪同走进医院的客厅，总理清瘦苍黄的脸庞上露出多日不见的笑容，穿着平底宽大的布鞋，高兴地迎上前和金日成亲切地握手。
　　金日成开始神情沉痛，久久握住周总理的手，不安地上下打量这位病重的老朋友。后来金日成被周总理乐观开郎的情绪感染，渐渐地露出笑脸，和周总理开心地谈笑起来……如果这个会见不是在医院这一特定含义的环境里，我真以为时间会倒流，又回到了他们以前亲切的会晤场景里。不过我注意到邓小平几次用忧愁的眼光打量周总理，几乎没有露出愉快的神情，话说得也很少。
　　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会见外宾时说过，“社会主义这条路不是容易走的，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这是总理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26年来风风雨雨的亲身经验，也是他一生最后时刻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
　　这次外事活动之后，周恩来病情进一步恶化，几乎每天靠输血维持生命。这时江青还常往医院里，有事没事地找周总理胡搅蛮缠，就像以前在钓鱼台时一样，为自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产生了一点矛盾也跑到西花厅找总理，要他评理、调解和处理。
　　周总理住进医院后，江青不仅想方设法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对周总理进行人身攻击，还继续为自己鸡毛蒜皮的事情打搅干扰周总理的治疗。每次江青来，周总理不得不中断治疗，不厌其烦地和她谈道理。连他的卫士们都难以接受总理这种过分的风雅大度。见江青的“大红旗”驶进医院，就打电话告诉邓大姐。邓大姐一到，江青立刻气馁三分。这大概是延安时期留下来的某种心理敬畏吧，叫聪明的卫士发现了。
　　5月之后，毛泽东提出“四人帮”的问题并严厉地批评了江青一伙搞宗派的行为。这时周恩来的忍耐也到了极限，终于下令他的卫士，以后不要让江青再来医院找他！
　　可是这时的周总理已经步入人生命的最后几个月。
　　他在8月抱病坚持要见西哈努克等民柬的领导成员。医生护士几乎是提心吊胆计分什秒地度过了短暂却又漫长的会谈时间。
　　9月7日他最后一次步入会见客厅，这次会见将成为他结束总理生涯的告别仪式，也成为我结束总理专职摄影记者生涯的最后一次拍摄。我将镜头投向敬爱的周总理，按下了最后的瞬间！
　　这次接见外宾后，有人告诉我，总理在和客人谈到病情时，安详、平静地说：“马克思的请贴我已经收到了！”

　　弥留之际的生命轨迹
　　9月20日，周恩来又一次手术，切除扩散的肿瘤。一个月后，肿瘤又一次生成。周恩来不得不再次承受身体的巨痛，开刀拿掉了瘤子。
　　挨了批评的江青，好似浑身充满了重压后的反弹力，弹跳得更高，把怨气撒向邓小平，干扰更加频繁。9月中旬，江青风尘仆仆地跑到大寨，参加她本不该参加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上她花样百出，发泄心头淤积的委屈和失落。许多人成了她的靶子，也有人成了她的追求者。好端端的会场变成了散发火药味的战场。她慷慨激昂地批判《水浒传》，批判宋江的“投降派”。
　　这“投降派”的帽子又是抛向谁的？
　　周恩来明白，这顶帽子是为他设计的。
　　10月20日，周恩来又要动手术了。到此炎上，两年多的时间，周恩来一共承受了大大小小13次手术。这次是他最后一次手术了。或许周恩来比谁明白自己所剩的日子不多了，一旦再上手术台能不能世界杯过来都是问题。在进手术室前，医生为他注射了术前麻醉剂，推车都停放在他的床前了，而他却进了卫生间，将自己反锁在里面，竟然一个多小时也不见出来。邓大姐着急，几次敲门，总理也不回答。
　　“知夫莫过妻”，邓大姐自言自语：“唉！又在写东西。”
　　写东西？——遗言？大家暗暗猜测，也吃惊，难道总理挺不不定期这一关了？这是不祥之兆啊！
　　后来大家才知道周恩来所写的不是遗言，而是为他自己50年前的一段历史作最后的申辩，为国民党制造的所谓“伍豪启事”澄清早已澄清的事实。
　　周恩来一生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他没有子女，没有家产，晚年又忍受含沙射影的恶毒攻击，属于自己的惟有这把随时都会化为灰烬的忠骨。他忍受了许多许多，惟惟不能忍受对他政治生活的践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要做的竟然是为了一个不应该让他承受的冤案申辩，为保护清白的政治名誉而不惜耗尽最后一滴血。
　　这是一个即将离开人世的垂危病人的心病啊！
　　推车在将周恩来推到手术室的门口时，他突然说：“张大夫，你叫一个小平同志。”
　　这时政治局的委员们已经和总理一一握手，正站在走廊里，目送总理的推车进手术室。
　　“小平同志！总理叫你。”
　　邓小平连忙前几步，一把握住总理的手。
　　“小平同志，你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周恩来用最大气力高声说。
　　邓小平抿着嘴，使劲地点了一下头。
　　身后的人都清楚地听见了总理这句评价。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站立起来。
　　周恩来总理躺在病床上，大部分时间都是静静的，很少说话。他没有气力说话了，但是他的神志非常清醒。
　　12月底，周恩来进入了断断续续的昏迷状态，大家都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毕竟伴随生病的总理两年多时间，心理也一点点地增加了承受力。进入病危后，有一次他的呼吸突然停止，连心跳也骤然停止搏动，医务人员以为总理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们一边奋力抢救，一边通知中央领导人来医院和总理作最后告别。
　　没有想到周恩来总理是被一口谈堵住了，把痰吸出后，总理又恢复了知觉，慢慢睁开了眼睛。他一见身边围着的中央领导同志，脸上露出了笑意。他颤巍巍地伸出手，和大家一一握手。医生一见总理苏醒了，又是高兴又是担忧，生怕江青责怪医生谎报军情，故意让领导虚惊一场。一看江青没有来，这才松了口气。
　　张春桥是最后一个和总理握手的，他刚转身，总理就叫着他的名字。因为总理身体太虚弱，说话的声音太小，张春桥没有听见，站在那里没有反应。总理有点着急，又连叫了两声，这次身边的人听见了，告诉张春桥：总理叫你。
　　张春桥来到总理跟前，俯身听他说话：“你和文元同志要好妇帮助王洪文同志，他还年轻。”
　　张春桥一边重复总理的话，一边表态：“总理，您放心 ！”
　　王洪文这时正在上海，因为毛泽东主席觉得他缺乏锻炼，让他回上海搞 调查研究，积累一些工作经验。周恩来从死亡边缘苏醒过来，神志竟然如此清晰，为别人操了一辈子心，最后还在为年轻干部操心。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

（摘自顾保孜撰文、杜修贤摄影的《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眼中国事风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