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决策者们，对这个道理有更深刻的体验。红色政权建立不久，便成立了粮食调剂局和粮食合作社，后组建了粮食人民委员部，它们当之无愧地成了苏区战争的“先行官”。

　　　　　　　　　　　　　　　　　　　　　　　　　　　　　　　　　　　　粮食调剂局瑞京（金）县分局旧址

为了战争和经济建设

　　1933年仲春，乍暖还寒。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三十六常会正在临时中央政府会议室举行。一盏只点着一根灯芯的三叉油灯吊在会议中央，昏暗的灯光照在委员们的脸上，个个显得苍白憔悴，他们正在讨论粮食问题。一提粮食，人人心中都有数，因为节省运动已经在中央机关实行近一年时间了，人们的话自然多起来，讨论发言非常热列。吴亮平在会上汇报了当年的粮食形势，他说，粮食问题非常严峻，尤以中央苏区的汀洲、瑞金一带最为困难，几乎无米可买，即使有米，也非常昂贵。会议讨论的结果是，必须成立有关粮食工作的专门组织，进一步领导组织筹粮工作。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更是站得高，望得远，他要求粮食工作放到经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提出要大家都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会运动，普遍建立谷仓，建立设备荒仓。每个县要设立一个粮食调剂分局，重要的区，重要的圩场，要设立粮食调剂支局等。在中央粮食部还没有成立之前，粮食工作由内务管理。

　　会议的决定很快变成好实际行动。10天后，中央内务部在《红色中华》刊登了一则六言体布告：“中央苏区全镜，群众数百万人，粮食问题重大，缺少调剂流通，接济红军给养，关系更属非轻……粮食调剂设局，中央正在经营，粮食合作设社，各地都要进行……”一张布告，道出了粮食问题的严重性和解决粮食问题的紧迫性。此后，粮食工作引起了全党全军和全民的高度重视，各级粮食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苏区大地上。

　　中央粮食调剂总局就设在瑞金县城的万春行，主要负责调剂苏区粮食，保证红军和政府的给养，帮助改善民众生活。同时，又相继设立了江西、福建等省级调剂局5个，县、区两级调剂局60个，粮食合作社更是星罗棋布。第16期《红色中华》报道了瑞金粮食合作社运动的典型材料。“瑞金的粮食合作运动，数年来得到了相当成绩，全县发展社员11827名，有1105股半，集中现款6639元，集中谷子1230担。”全区一年内建立粮食合作社1027个，谷仓总容量达6110万斤。这一举措，有效地抵制了奸商的中间盘剥，较好地处理了苏区军民粮食的余缺调剂。

　　7月间，中央国民经济部成立，各级粮食组织改由中央国民经济部管辖。

　　1934年1月24日，毛主席在“二苏大会”上报告时强调：“为着加强中央政府对于各苏区与全国革命的总领导……必须充实各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并改善他们的工作方法，必须增设必要的人民委员部即如粮食部等，使中央政府在革命形势更加开展面前，能够充分地发挥它总的发动机作用。”

　　就这样，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报告，增设了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任命陈谭秋为部长。部址设在沙洲坝村的廉太屋，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地点相邻。

　　陈潭秋，1933年5月由上海进入红都瑞金，曾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党委委员兼教员，福建省委书记等职。这次组织上安排他任粮食部长，难度显然大于从前的党务工作。但经验丰富的陈潭秋工作起来还是不慌不忙，得心应手。中央粮食部于2月间正式挂牌办公，陈潭秋在粮食部内设置了备荒科、仓库保管科、粮食调剂局、红军公谷委员会、土地税谷保管委员会和合作社指导委员会等适合战时粮食工作的机构，紧锣密鼓、风风火火地把苏区粮食工作向前推进。

筹措粮食保大局

　　粮食是后勤保障的基础。苏区广大干部群众以对革命战争的无限热情，最大限度地筹措一切粮食支援前方。他们开展省动动、借谷运动损献粮食，还可以纳税等办法，从自己的口中省下一粒粒宝贵的粮食，保证红军战士更好地行军打仗。其中，中央粮食部为代表的粮食组织运筹帷幄，功不可没。

　　《红色中华》第164期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共中央机关外籍工作同志给本报节省运动号召的回答》的文章，转载了陆定一、邓颖超、博古、陈云、毛泽覃、彭儒、成仿吾、罗迈、阿金、潘汉年等23位领导人每天自愿节省二两米，不领夏衣的联名信。这封联名短信，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评价和关注。中央人民委员会于3月26日，以主席张闻天的名义批准“各地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工作人员减少伙食谷子”的请求，规定“除前方红军部队、红校学生、兵站运输员、兵站、卫戍部队仍每人每天食米1斤4两外”，政府工作人员一律为1斤。

　　中央粮食部率先响应，向中直机关下了节省粮食战书，提出从部长到伙夫，从科长到工作人员，在原来节省2两米的基础上再节省2两，谢玉光、刘国珠、钟文兰、姚得易、张亚序和吕诗广等同志还要求自带伙食去办公。中央粮食部“以节省运动及发展粮食合作为中心，组织了3个宣传队，轮流每天出发，在沙洲乡宣传与组织群众的节省运动”。群众听了牙省宣传后说：“政府人员一天吃两餐，还节省二两米，我们一天吃三餐，更应当节省米粮，供给前方的红军。”1934年3月，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带头节省粮食400余斤，到5月止，全县节省稻谷6000担，超过节省大米270担的原定计划。

　　借谷运动是苏区解放粮食问题的又一重大举措。从1993年起，中央政府在全苏区开展了4次供谷运动，最大的一次要算1934年夏收借谷运动。其声势之大，效果之好，较好地缓解了军粮紧缺的局面。

　　陈潭秋部长为了把借谷运动搞得有声有色，于7月19日至22日在廉太屋召开了4天粮食工作的"诸葛亮会：，各县粮食部长、仓库主任均出席了会议，并请毛主席和中央组织局局长罗迈到会作报告。陈潭秋也亲自作征收粮食和借谷动员报告。会议开得紧张热烈，尤其是最后一天，“先由瑞金粮食部长向兴国挑战，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兴国粮食部长也响亮地回答了瑞金，跟着各县粮食部长都卷进了挑战的漩涡”。就这样，一场更大规模的借谷运动席卷苏区大地，并由毛泽东、罗迈、陈潭秋、王首道作为借谷运动竞赛的公证人。

　　此时，正是禾苗抽穗季，也是青黄不接之时，合龙乡红军家属扬世瑶在群众大会上听到借谷运动的消息，兴冲冲跑回家中同老伴合计借谷，哪知老伴一听，却一下子想不通了。心想，我是红军家属，得到政府免交土地税等各方面的优待，这下可发了，向我们伸手借谷来了，家里这3担谷子，还得勒紧裤带才能熬到新谷成熟。世瑶看出老伴的心事，便语重心长地说：“老伴呀！自从毛主席来后，我们的生活不知好了多少倍，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大恩大德呀，借谷是政府的号召，我们红属更要响应，让我们的儿子在前方吃饱喝足，多打胜仗！”一席话，说得老伴心里豁然开朗，不好意思地说：“老头子，还是你这个贫农团干部知文知理。要我说，我们要借谷给红军就干脆多点，这回我说了算，就借两担半吧，我们可以多种点蔬菜来度过饥荒。”第二天，老两口兴高采烈地将谷子送到区政府去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瑞金县苏维政府把扬世瑶借谷给政府的先进事迹向全县进行了表彰，并在县苏维埃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写信给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以瑞金工农群众的名议报告中央：全县在7月3日前“除已动员21600担（谷子）外，又纷纷要求中央发给借谷票。”这一举动受到临时中央政府嘉奖，赠送瑞金工农群众红匾一块，上书“粮食动员的模范”。

　　谷票是当时政府印发的一种粮食借据，由中央粮食部统一印制，上面印有部长陈潭秋的大印。谷票下发后，苏区群众为了减轻政府负担，自动要求退还谷票。瑞金县黄安区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把号召群众退还谷票作为会议的重要内容进行讨论，代表们一致响应。会后，该区“陂下乡群众自动退回谷票7500斤，集中到乡政府。”瑞金县武阳的石水、新丰乡、桃黄区扬四乡群众纷纷把谷票退回政府。

　　绵纳土地税是苏维埃政府的粮食来源之一。规定土地税以谷米代替，政府工作人员可减免土税。瑞金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于1934年7月召开执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粮食问题，“钟步权、刘日钧提议区、乡两级政府向中央政府要求不减免土地税，以集中税谷来供给红军”。

　　就这样，苏维埃政府要采取节（省）借（谷）、捐（粮）等办法，有力地保障粮食的军需民用。陈潭秋在《收集粮食动员的总结》中，对收集粮食运动作了全面总结：1934年全苏区借谷58万余担，土地税征收12万余担，红军谷1.2万多担。他还对兴国县一位82岁的老太太借谷50担，一位10岁的儿童借谷5担的事迹进行了表彰，称他们这一举动是一个“伟大的壮举。”

　　中央苏区的粮食组织，作为苏区战争的“先行官”，为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粮食部机关只得随同中央机关一起，于1934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踏上了漫漫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