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前，党政机关及中央直属单位编为第一、第二两个纵队，总称为军委纵队，由两个军团的部队掩护行军。由周恩来、博古、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随第一野战纵队行动。实际上，第一野战纵队就是党和红军的首脑机关，长征的总指挥部。
　　出人意料的是，对最高“三人团”有看法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被作了另外的安排，博古把他们三人分散到各军团行军。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思想上有些共鸣，要把他们分开，不让他们有接触的机会，除此之外，就是不让他们参与决策圈的活动。
毛泽东立即对这种安排提出异议，并要求三人一路同行。毛泽东的要求也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响应。博古思虑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他们随第一野战纵队行动。毛泽东、王稼稼祥、张闻天的三人同行，后来对红军的命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事又凑巧，毛泽东和王稼祥都是因病躺在担架上开始长征的。
　　毛泽东在江西于都所经历的那场大病，险些夺去了他的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虑重重，身体非常虚弱，无法行走。其实，毛泽东最不愿坐担架，他喜欢走路，也很能走路，红军的领导人当中，大概没有谁比他走的路更多，但眼下身体的状况不允许他步行。所以，过了于都河毛泽东就不得不坐上担架。
　　王稼祥是由于受伤才坐担架的，这伤已经有很长时间了。那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天，他正在江西东安县的一个叫谷岗村的庙里召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等出席会议。正在开会，空中响起飞机轰鸣声，起初大家不在意，仍旧开会，过了一会儿，敌机又来了，并响起爆炸声。王稼祥大喊一声：“快跟我到外面隐蔽！”便冲出大门，仰头观察空中的敌机，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已落下来，他在爆炸声中倒下，弹片钻进了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立即被送往瑞金医院，但因医疗条件所限，无法动大手术把弹片取出来，只得采取保守疗法。可是不久腹部化脓，成了慢性病。正因为这样，长征开始时，他只能坐担架。这一坐，就一直坐到陕北。
　　张闻天身体没有什么毛病，因而有时骑马，有时坐担架，有时也步行。
　　无论怎样，他们三人走在一起了。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被安排在第一野战纵队的后面行军。战士们抬着担架，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走，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形影不离，晚上还要在一起宿营。他们走一路谈一路。这时，王稼祥、张闻天真正开始了解毛泽东，了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他们感到毛泽东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
　　最高“三人团”中的博古和周恩来，忙于军事，只有李德忙里偷闲，他时时关注着这三个人的一举一动，已经觉得觉察到一些不妙。
　　有一天，李德专门把王稼祥、张闻天找来，以警告的语气说：“你们两人都是从苏联回来的，必须齐心协力，中国革命需要你们齐心协力。”王稼祥、张闻天已听出李德的言外之意，但兵败言微，他的话已不太起作用了。
　　博古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却不像过去那么敏感了，他似乎也感到李德的那一套不那么管用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和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中断，王明再也不能遥控指挥了，所以他现在不像过去那样“唯上”是听了。
　　后来，毛泽东的身体有所康复，有时就不坐担架了，偶尔还到各军团去看看，了解部队的情况。这一举动更引起了李德的恼怒，正像他在《中国纪事》中所说的那样，毛泽东“不顾行军纪律” “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政委接受他的思想”。
　　李德找王稼祥、张闻天所谈的那番话，实行上起了相反的作用。因为他们三个人开始还是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只是在一起走走而已。现在，他们两人都在想，既然你李德已经看出来了，那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公开行动。于是，当时就有了中央队“三人团”的说法。
　　中央队的“三人团”没有决定权，甚至这三个人在一起行军的权力都差点被李德夺去。现在，李德已无法将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这三个人分开，命运已经把他们拴在了一起。而这对后来遵义会议的召开和中国工农红军改变自己的命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摘自《是非曲直——长征中的政治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