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要（应）是一面大镜子，凡红军里一切工作和一切生活的好处坏处都可以在它上面看得清清楚楚；它要（应）是一架大无线电台，各个红军的斗争消息，地方群众的斗争消息，全中国全世界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形，都可以传到同志们的耳朵里；它要（应）是一个政治工作指导员，可以告诉同志们一些群众工作、本身训练工作的方法，可以告诉哪些工作做得不对，应当怎样去做。”

　　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创刊号上刊载的一段读者的“见面话”，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主要工作也正是如此。

瑞金沙洲坝乡白屋子，红军总政治部旧址。
1933年8月至1934年10月，邓小平在此主编《红星》报。


“白屋子”里讲政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诞生成立后，1931年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在瑞金的叶坪成立了。当时红军总政治部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下设机构，由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兼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贺昌、杨尚昆、袁国平先后担任副主任职务。在中央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不断高涨、战争更加频繁、起义部队也不断增多的情况下，红军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因此，中区中央反复研究，决定于1932年2月1日，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部政治部，在中央政治局、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领导下，指导全国红军和地方部队的政治工作，与中革军委平级，部址设在叶坪。

　　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组织体系日益完善。2月6日，他们就颁布了《总政治部编制表》，规定下设秘书处、宣传鼓动部、组织调查部、青年工作部、党务委员会、红色战士通讯处，后增设破坏部、动员部、地方工作部、军校部、总务处和《红星》编辑部等。
机构大了，工作部门也多了，人员增加了，原在叶坪的房子不够住，于是在1993年5月从前方迁驻沙洲坝的一幢房子。这幢房子盖在一片绿油油的田野中，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迁驻这里，使这幢粉刷了雪白的石灰的江南民房充满生机，白色的屋子和周围的绿色显得非常和谐，人们于是称这栋房子“白屋子”。

　　总政治部的主要工作部门以及邓小平、王稼祥、贺昌、杨尚昆等领导在左廊屋的楼上和楼下的房间办公，正厅为工作人员住宿和开会的地方，右廓屋则是勤杂人员及当地的群众居住。

　　“白屋子”给红军和地方部队送去了最好的精神食粮和政治力量，它进一步加强了全国红军的政治工作，使各级工军部队的政治工作更为完善、统一，在革命战争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红军攻打赣州虽然是“左”倾路线的决策，但在这一决策作出以后，1932年2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及时发出了《关于赣州工作给三军团政治部的一封指示信》，对占领赣州后的城市政策作了具体的指示。信中总结了红军1930年攻占长沙后城市工作的经验教训，认为“一切破坏城市的政策，以致于这种政策的极微小的表现都是绝对不许可的。”并且规定了红军占领赣州后的经济政策和其他城市政策。指出要“反对没收一切工厂、银行、钱庄、大商店的企图”。由此可见，“白屋子”的政治指导工作十分有预见性和科学性。

《红星》闪耀

　　《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武器。1933年夏，在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副主任贺昌的举荐下，邓小平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任秘书长，并主编红星报。邓小平如释重负，心境也豁然开朗。因为在此前的3月下旬，他刚被中央苏区“左”。

　　倾领导者诬蔑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受到残酷斗争和批判。小平同志来到《红星》编辑部后，深感责任重大，他早已把个人荣辱抛之脑后，想得更多的是《红星》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第一张无产阶级的军报，应办好它，为党和苏维埃事业做更多的工作，多为部队、为红军、为人民战争服务。

　　对小平同志来说，办报是轻车熟路的事情，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获得过“油印博士”的雅号，在瑞金当县委书记时，又领导创办过《瑞金红旗报》。他来到编辑部，第一件事就是将《红星》恢复成原来的4开铅印报纸，重编期号。《红星》是1931年12月11日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创办的。创刊之初，一般是4开4版，有时出2版、6版或8版不等的铅印报纸。1933年3月3日第31期起，改为32开的油印期刊。因出版周期长，信息不能及时传达，油印字迹易模糊，达不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小平同志将《红星》恢复到原来的4开铅印5日刊，更能适合当时部队建设的需要。

　　《红星》办得非常灵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通俗易懂，有力地配合了苏区党、政和红军的各项中心工作。该报辟有《红星号召》、《前线通讯》、《红军生活》、《红军家信》、《军事常识》、《军事测验》、《上期答案》、《俱乐部》、《山歌》等专栏，内容丰富，针对性强，也很有特色。如在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前夕，《红星》第8期的《红星号召》专栏，发表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的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而捐献的公谷费的倡议，很快就得到了红军各军团的热烈响应，不仅公谷费自愿如数捐出，而且连伤病员也纷纷捐献了节余的休息费，支援革命战争。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喜爱的《红星》，仅在江西苏区，发行量就曾达17300份。

　　《红星》倾注了小平同志的大量心血，当时整个编辑部只有两个人，除他自己外，只有一名通讯员给他做帮手。从组稿、写稿、编辑加工，到版面设计甚至校对、印刷、几乎全由他一人包干。在他的努力下，还建立了一支拥有500多人的通讯队伍，既有普通战士，又有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中的领导者和指挥者，如罗荣桓、罗瑞孵、萧华、张爱萍、聂荣臻、袁国平等，他们都曾是该报出色的通讯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贺昌、博古等也为《红星》写过不少社论和文章。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亦暂时停刊，而《红星》则继续编辑、发行，成为党和红国在长征途中一颗耀眼的红星。

正治工作的盛会

　　1934年2月7日至12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瑞金沙洲坝的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会期历时7天，参加大会的代表有258人。

　　2月7日傍晚，晚霞映照下的大礼堂灯火通明，人声沸扬，来自全国的红军政治工作者和指导战员代表汇聚一堂，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政治工作会议。5时整，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隆重的开幕了。首先由总政治总主任王稼祥同志致开幕词，继由大会选出王稼祥、贺昌、李弼廷、李卓然、袁国平等5位同志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接着，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为大会致词。在大会期间，中共中央代表博古作《五中全会的总结报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政治工作报告》；李卓然作《政治工作副报告》；凯丰、陈云、顾作霖分别进行了团青年工作、白军工作、边区工作的演说；中革军委副主席作了《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的胜利》的演说；最后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会议总结，贺昌副主任致闭幕词。大会自始至终保持了隆重、热列的气氛。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是我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建军以来政治工作的经验，提出了政治工作的目的和任务。这会次会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和“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源动力”这一科学论断，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军的政治工作建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