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 序

　　　　　　　　　　　爱德迦.史诺

　　这儿是一个声明。
　　毛泽东自传，用的是第一人称，跟这儿发表的完全一样。可是，毛氏原先是要求我改用第三人称发表。如果这样一改，就会失掉了许多正确性和趣味性的价值。
　　美国杂志，愿意分期揭载我的这部自传，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以自传的形式，而不是用传记的形式发表。其实，我无法晤见毛氏，也就没法得到他的许可。然后这稿子如果为了毛氏个人这一点谦逊态度，而不能在美国发表，这实在觉得牺牲太大，所以就由我个人负责，保持了原来自传的形式。后来此稿在《亚西亚》杂志上分期连载，曾引起了各方面广大的注意与讨论。
　　末了，读者尚须向读者略告一二。
　　本传 系由毛氏在陕北窑洞内口述，史诺依据他所说的用英文记录下来，以后，又把这本记托吴平生重述为中文加以修正。因此，史诺很自信这部稿子“并无失真之处”。因内外许多人想知道毛氏个人历史，而不可得，史诺此书，实在可补文界出版的这一缺点，毛氏对史诺说过：“只把关于我的生活的一个大略告诉你，你以为怎么样？”史诺回答道：“我正需要你这样！”于是乎，本书在双方 同意之中诞生。

一九四六年一月协商会义揭幕后于陪都

　　第一章 少年时代
　　我于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省汀潭县韶山，父亲的名字是毛仁生，母亲未出嫁时，名字是文其美。
　　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在年轻的时候，为了负债过多而被迫当兵，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回到了就是我生下来的乡村，做小买卖和一些别的事业，克勤克俭，稍稍积集了一毛小小的款子，他便买回了自己的土地。
　　那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从这几亩地上，我们可以年年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每年共食用三十五担—以每人七担计。这样一年有二十五担的积余。用这一点剩余，我父亲又积蓄了一笔小资本，后来又买了七亩田，这样一来，我家就成了“富翁”了，那时，我家每年有八十四担谷的收入。
　　当我只有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地的时候，家中有五个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一个弟弟和我。我们增了七亩地的时候，祖父去世了，却添了一个弟弟。可是我们依旧每年有四十九担谷的积余。这样，我的父亲慢慢地得发起来。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他开始做贩运谷米的买卖。用这种办法他又了一些钱。当他成了富农之后，他仍继续这椿 买卖。而且做为主要事业，用去了大部分时间。至于田地的管理，则雇了一个长工，此外，再叫孩子妻子都到田上劳动。当我六岁时，我就开始做田地上的工作。我父亲并不开商店，他只是从贫农那里把谷米收买下来，转售给城里的商人。如此，他到了钱。在冬天做米正忙的时候，他便添雇一个短工，所以在这个时候，吃饭的人便增加到七个。他们吃得很省，但总是吃得很饱。
　　当我八岁的时候，我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里读书。在那里，我一直读到十三岁。早上和晚间，我在田间工作。白天我读孔子“论语”和“四书”。我的国文教员是顽固派，粗暴而严厉，常常前打学生。为了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经逃过学。我不敢回家，因为怕挨打。我莫名其妙地走向县城去，以为县城是在某个山谷里。瞎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家里找到了。我这才知道，我这次旅行只是兜了几个圈子。走了许多时间，还没离开家八里之外。
　　可是在我回家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情形有点改善了。我父亲的暴厉态度，比以前稍微好一点，而温和多了。我的反抗行动得到如此的结果，使我深受了影响，这是一次胜利的“罢工”啊！
　　等我学会了几个字之后，我父亲叫我记家里的账，并且叫我学习打算盘。因为我父亲固执着要我学这些事，所以在晚上的时候，我就开始学习这些东西了。他是一个严厉的教师，对于我的懒惰常常表示大庆恨。假如没有记账的时候，他仍叫我到田间去工作。因为他性情暴戾，所以常常打我和弟弟们。关于钱这东西，他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不好的东西。每月十五日，他对于他的工人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和饭吃。可是永远没有肉。对于我们则既无肉又无蛋。
　　我的母亲是个和善的女人，宽厚而富有感情。总是愿意把家里的所有分给别人。在饥荒的时候，他可怜那些穷人们，常常送米给他们，但当我父亲在面前时，她不能那样做，因为他不赞成慈善的。关于这一件事，我家里常常发生口角。
　　我们家里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在朝的执政党；我，我的母亲，我的兄弟，有时候甚至与工人们所组成的，是在野的反对党。可是在反对派的“联合战线”上，意见不能一致。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政策，她反对任何感情表现，她不赞成对统治力量的公开反叛。她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办法”。
　　但当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方法，便是引用经书或是父亲自己的话，作为我自己有力的辩护。我父亲贯用“不孝”和“懒惰”两种罪名来责备我们。我却引用经书上的话来说服他，我说“父慈子才孝”；说我“懒惰”，则用长者应该比后辈多做些事的话来反驳，我说他年纪比我大三倍以上，所以应该多做工作。而且我宣言：等我到他那样大年纪的时候，我力气要比他大得多。
　　这个老年人—我的父亲，继续积聚财产，后来大家竟称他为这个小乡村里的小财主。他再用购买的方式来增加土地，却接受了许多别人田地的抵押。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千元。我对于他的不满继续增高。在我们家里，辩证法的斗争是始终不断地发展着。（注：毛氏追 述到这些事，老是爱用这些幽默的政治术语，来做说明，一边大笑着---史诺)我特别记起一件事,当我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来.正当他们还在的时候,我们俩发生了争论.我父亲当着面，责备我，说我贪吃懒惰。这个触怒了我。我责骂他，而且要脱离家庭。我母亲跑着追我，竭力劝我回去，我父亲也劝，可是同样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一个池子旁边，用自杀来耍挟说：“若要再近一步，我就投水。”在这种僵局下，为了停止内战起见，双方提出 了要求和反要求。我父亲坚持要我瞌头陪罪，作为求饶的表示。我同意他如果不打我，则我可以跪一只脚瞌头。于是战争便在这样的条件下停止了。从此，我知道了，当我用公开反叛 的方法来保护权力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宽和些了；反之，当我驯善服从的时候，他只是骂我打我得更厉害。
　　回起起这一点，我认为父亲用严厉态度作为教子的政策失败了。我学会了去仇恨他，我们反对派真正建立了一个联合战线去对付他。因为这样总是对我有利。如此以后，我的勤快些，我很仔细地记账，他也没有批评我责备我的口实了。
　　我的父亲读过两 年书，认识一些字，记帐一事是足以胜任的。我母亲不识字的。他们两个人都是从农家出身的，所以我成了家庭里的“学者”。我读会了经书，可是不喜欢经书。我最喜欢本国的传记小说，而对于那些反叛尤其喜欢。我读过《精忠传》、《水浒》、《随唐》、《三国志》和《西游记》。那时候，我还年幼，是在我的教师谨慎提防下偷读过的。我的教师恨这些闲书，认为都是坏书。我常常把这些收带到学校去读，当教师走过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掩 住。我的许多同学也都这样做。用许多这样的故事，我们向乎都能背诵了，而且常常再三地讨论。象这种故事，我们所知道的比乡村的老人还要多。他们爱听这些故事，而且常常和我们交换讲述。我相信这些书对于我后来的影响很大，因为这都在记忆力强年幼读的。
　　最后，我离开了小学，那时我是十三岁，我开始整天在田间帮雇工工作。白天做一个成人所做的全部工作，晚间就替我父亲记账。可是我还能继续读书，除了经书之外，我一有机会就能够吞咽一切我所能够找到的东西。这时候我父亲很懊恼，他希望我能够熟读经史。特别是在他有一件讼案失败以后，事实如此的：他没能在法庭上引用一句很适当的经典，结果他败诉了。我常常在半夜里把我房子里的窗户遮起来。使我父亲看不见灯光。用这种办法，我读了一本《盛世危言》，这书我非常喜欢。这书的作者们，是一些老式的改良主义者，他们以为中国所以积弱不振，是因为缺乏西洋工具：铁路、电报、电话、汽船等等。他们想介绍这些东西到中国来。而我父亲却以为看这些书籍，是徒然费事旷业。他让我学些经书一样的东西，可以使他在诉讼中得到 胜利。
　　我继续阅读本国的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一件事，就是：不知为什么在这些小说里，没有关于种田的农民们的事迹，所述的人物，不外是些战士，官司吏或者文人；永远也看不见一个农民。对于这件事，整整有两年，我得不到解答。后来，我把小说的内容加以分析。我发现了：小说里的人物都是著名的武人，人民的统治者，他们都不从事操作，因为他们是土地的所有人，很明显的是有着农民们在代他们工作的。
　　我的父亲毛仁生，早年中年还不是一个信神的人。可是我的母亲却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之 徒，她把佛教的教训给予她的孩子，而我们也对父亲不信神表示焦虑过，当我还只有九岁的时候，我曾和母亲郑重其事的把父亲不信神的问题加以讲座。那时以及到后来我们用了许多方法想劝醒他，可是结果都失败了。他只骂我们，我们受了他攻击和威胁后，只好让步，另想别法。但是，他总不愿意和“神”们有所往来。
　　可是，我所阅读的书籍开始慢慢在我思想上发生了影响，我自己了慢慢地对神的信仰开始怀疑了。于是我母亲为我忧虑，责备我对宗教仪式的不虔诚。可是我父亲毫不表示。后来有一天他出去收账，在路上遇见一只老虎。这只老虎瞧瞧他，忽然慌张的逃跑了。可是我父亲更觉得惊恐了。事后他对于这次神密的逃难，总是不能忘怀。从此以后，他开始虔信佛教了，并且常常烧香点烛。便是对于我与日俱增的无神论，仍置之不问，只是他遭遇困难的时候，自己向神祈祷。
　　《盛世危言》使我产生恢复学业的愿望。对于田地上的工作渐渐感到厌烦。我父亲当然是反对它。我们常 常为了这事而争论，最后我脱 离了家庭。我走到一个失业的法律的学生偷看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此后又追随一位中国老学者，读了些经历古籍，也读了许多时务文章和其他新书。
　　这时湖南发生一件事情，那事情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活，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 校面，我们学生看见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一件大事变的始末。
　　那年有一次饥荒。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轮为饿莩，灾民们派了一个代表向抚台衙门救济。但抚台粗暴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吃？城里多得很呢！我常常吃得饱饱的”。当人们听到了抚台这样的回答，他们怒 吼 了，随即举行了一个群众大会，并且发动一个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满州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司的标志的旗杆，逐走了抚台。事后，户部派了一个姓张的大员，骑马出来，晓喻人民，说政府想办法帮助他们，很明显的，这个姓张的约言，的确是很诚意的。可是皇上不喜欢他，责备他和“乱党”勾结，于是撤了职，接着来了一个新抚台。立即下令逮捕事变的领袖，许多人被砍首，挂在旗杆上示众，做为对将来“造反者”的警告。
对于这件事变，我们在学校展开了几天的讨论，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同学对“造反者”表示同情，但是他们只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观点来看，他们不明白对于他们的切身的生活事变有密切关系的。他们之感觉兴趣的原因，只是因为这是一次惊人的事变，我却觉得“谋反者”们都象我一样普通人民，所以我对他们所受的不公平的待遇非常痛恨。
　　不久之后，韶山的哥老会和一个地主之间发生了一次冲突。这个地主去法院里去控告他们，因为他有势力，所以很容易地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解决，哥老会败诉了，可是不但不屈服，反而反叛了地主和政府。逃到本地一个叫浏山的山里建筑了一个坚固的根据地。政府派官兵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并且散布谣言，说哥老会举起反叛之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一个小孩去祭旗。反叛者们的领袖，是一个姓宠的铁匠；最后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宠铁匠被迫逃跑。后来，他终于被捕，杀了头。可是在我们学生看来，他确实是个英雄，因为都同情这一次的叛变。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们乡里异常恐慌。穷人们向富农要求帮助，他们开始了一种吃大户运动。我父亲是个米商，粮食虽然恐慌，可是仍然从我们乡里把大米谷运到城里去。把运出的一批米谷，被穷苦的乡农扣留了，于是他忿不可挡。我对他不表同情。可是我对于乡民们也不满意。
　　这时，在我们本地的小学 里出现了一个“维新派”教员，对我思想上产生了另一种影响。他是“维新派”，因为他反对佛教，要想驱除神和上帝，他劝人民把庙产兴学。他是一个遭受指责的人物。我赞佩他，同意他的意见。
　　这些连接发生的事情，在我年轻的心灵上，留着永远不能磨灭的印象。我的心灵早已反叛了，在这一时期中，我也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之后。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这本小册子开头就是这么一句“呜乎，中国复亡有日矣！”他叙述日本如何占领高丽、台湾和中国安南、缅等地方及主权的丧失。
　　在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对于祖国的前途，觉得非常可忧，我开始意识到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民的天职。
　　我父亲已决定把这我送到湘潭一家米店去当学徒。这家米店，他很熟识，在起初，我并不反对，觉得这或者会是很有兴味的事。可是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个有意思的新学校，我便不管我父亲的反对，决意要到那里去。这学校是在湘乡县我外婆家所住的地方。我的一个表弟是那里的学生。他告诉我，这里新学校和新 教育的改革的情况。那里不注意经书，而注重西方的新学，都学的方法，也是很“维新”的。
　　我同我的表弟一同到那里去报了名。我说我是湘乡人，因为我以为这个学校是专为湘乡县人开的。后来，当我发现这个学校是不限籍贯的，我又改用了湘潭人的真籍贯。在这个学校里，我交了一千四百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及书籍用品费。最后我父亲对于我进这个学校的事同意了，因为许多朋友竭力主张这个学校可以增加我的钱能力。这是第一次我走到离家五十里路远的地方。那时候我是十六岁。在这个学校里，我开始读到了自然科学和一些西方学问的新科目。另一个可注目的事情，是其中有一位教员是日本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可是很容易看出那辫子是假的。人们都笑他，叫他“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没有看见过有许多儿童在一块，他们大都是地主们的子弟，穿着很值钱的衣服。农民们能够供给子弟们到这样的一个学校来的很少的。我穿戴比别人寒酸，我只有独套的较为体面的衣服，学生们不穿大卦，只有教员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 。许多阔气学生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穿的衣服总是破烂不堪，可是我也有阔气学生做朋友，有俩个同伴特别知已，有一个是现在已成为作家，住在苏联。
　　我不受人喜欢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校里湘乡人是很关重要的。而居于湘乡的某乡则更重要。湘乡有上、中、下三乡，而上、下二乡，为了地域关系总是不断地斗争。这一乡的不肯与另一乡的共存，我在这一斗争的局面里严守中立，因为我并不是湘乡人。结果三方面的人都瞧不起我。我觉得精神上非常痛苦。
　　在这个学校里，我进步很快，教员们都喜欢我，特别是那些教古书的教员们，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地无心于经书。我正读着我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报，叙述着康有为的维新运动。一种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对我的表兄非常感激— 那里以为他是很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一个反革命者，士豪劣绅阶级的一分子。在1935年到1937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营以垒。
　　许多学生不喜欢那个“假洋鬼子”，为了他那假辫子，可是喜欢听他讲述关于日本的事情。他教音乐和英文。他教了一个日本歌，叫做《黄海之战》我还记得几句美丽的句子“小雀唱，夜莺午，春天的绿野是可爱的啊！石榴红，杨柳绿，仿佛是一线新的图画。”（注：这首歌显然是日俄战争终了之后，春天庆贺胜利宴会中唱的— 史诺），在那个时候，我只感觉 到日本的美，在这个歌里，感觉到日本的骄傲和能力，我没想到竟会有一个野蛮的日本— 象我们今天知道的一样。
　　这便是我在“假洋鬼子”那里所学的一切。
　　这时候，我才知道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个人都死了— 显然新皇帝宣统（现在的溥义）已经统治了两年。那时候我还不是一个反群主制度的人，实在，我还以为皇帝以及官吏们都很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需要康有为维新的帮助。我那时读古史，对于尧舜、秦皇、汉武等 的政迹大为响往。我又读了一些外国史地，在和一篇讲美国革命的论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一名词，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在八年的艰苦战争之后，华盛顿获得了胜利，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本叫《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论、喀德邻女皇、彼得大帝、威灵顿、格兰斯、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

　　第二章 长沙时代
　　我开始想要到长沙去。这是一个大城市。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有二百之遥。听说这个城市是很大的，里面许多许多的人，许多的学校以及抚台衙门，总之它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那时候我很想到那里去进专为湘乡人设立的中学。在那一年的冬天。我请求我一个高等小学校里的教员介绍我到那时去，他允许了我，步行到长沙，非常的兴奋，又怕也许不准我进城，根本不敢希望我真的会变成这个大的学校里的学生。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居然毫无困难地进去了。但在政治急变的形势下，我在那里只住了半年。
　　在长沙的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主报。这是一种革命的日报。登载着广州反对满清的起义和七十二烈的殉难。这件事情是由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发动的。我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觉得“民主报”充满了刺激性材料。这报是由于右任主编的。在这个时候我也知道了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的纲领。国家这时正是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竟兴奋得如此，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里的里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我的政治见解，思想是很杂乱的，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和梁 启超的崇仰。并且我也十分明了他们中间的不同。所以我的理论，我主张应该把中山先生从日本招回来，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做国务总理，梁启做外交部长。
反对外国投资运动，因为汉川路建筑而开始发动了。同时人民对于立宪的要求普遍地传着。皇帝对于这个回答，只是下旨建立一个咨政院，在我的学堂里的学生越来越激烈了。他们用反抗猪尾巴（辫子）的手段表示他们排满的情绪。我和一个朋友把我们的“猪尾巴”先行剪去。但别的一些起先答应我也要剪去的人，到后来都迟疑地反悔了，所以我和别的一些朋友在暗中攻击他们。而且后来也强迫的手段把他们的辫子剪去。做我们的剪子的牺牲者有十余人之多。这样子，在一个短短时期中，我从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一跃而为主张取消一切辫子的人。政治思想之改变人的观点的力量真大啊！
　　我和一个在法律课堂的朋友发动了对“猪尾巴”故事的大辫论。双方者有相反而对立的论据。这个法律学生以经书为辫论的根据，坚持着“身体发肤有，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是我自己和其它反对蓄辫者，站在排满的政治立场，提出了一种反对的论据，驳得他们体无完肤。
　　在黎元洪的领导下武昌起义发生之后，湖南宣布戒严令。政治局面变得很剧烈。有一天一个革命党得到了校长的允许，到中学堂来作了一次惊人的演讲。在大会上七、八个学生站了起来，对满清加以猛列的主张，并且号召建立民主国家。人们都全神贯注地啼听着，当个革命的演说爱——黎元洪的一个官司吏——在被激动起来的学生前演说的时候，全场里面差不多连呼吸的声音都停止了。
　　听了这次演说之后四、五天，我决定加入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和几个朋友从同学那里聚了一些钱，决定到汉口去。听说汉口的街道是很潮湿的，非穿雨鞋不能走路，我就到一个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去借皮鞋，这个军队驻孔在城外。我被驻防的军队拦阻住了。因为这个地方已经很紧张。士兵们已经发给了子弹，他们正向这边冲过来。叛军已经沿着奥汉 铁路线前进，战争爆发了。长沙城外，发生了一次大战。同时城里起了一个叛变，城门被中国工人攻占。我得了其中一个工人的援助，得以进了城。接着我便爬到一个高地方上去观战，值等到我看到了“汉旗”在衙门上飘扬——所谓汉旗者，是一个白布中间有一个“汉”字的旗——我才回到学校里，其时它已经在军队的守 卫之下了。
　　第二天，有一个都督府组织起来了。歌老会里有两名有名的会员被选为都督和付都督。新政府设在以前省咨局房屋里。议长是谭延兰。原来的省咨局被取消了。在革命都所搜查出来的满清文件里，有几分请求召开国会的呈文。原稿是徐特立用血写成的。徐氏现在已经六十岁了，现在是苏维埃政府的教育委员。那时候，他把他的手指割断，以表示他的诚肯和决心。他的呈文开头是下列两句话：“请求召开国会，余敬向诸群（派到北京去的省代表）断指告别。”
新都督和付都督存在的时间很短。他们俩并非坏人，的确颇有些革命意志的。但他们很穷，代表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于是地主和商人对他两表示不满 。没有几天之后，当我去拜 访一个朋友的时候，我看见他们两的屁体倒在街上。谭延兰对他们发动了有组织的叛变。原来谭氏是湖南地主和军阀的代表。
　　这时候有许多学生 投军，一个学生军已经组织成功。在这些学生军里有唐生智。我不喜欢学生军，它的基础太复杂了，我决定改变方针，参加正式军队，真实的地帮助革命，那时候清帝还没有退位，所以这个战斗时间，经过相当长久。
　　我在军队里的饷每月七元——可是这已超过了我现在在红军得到的饷银了。这七元钱，我按月用去两元伙食费，我还要买水，因为士兵必须到城外挑水进来，但是我是学生出身，不愿意去挑，只好向挑水夫去买水用。我每月把余下来的钱都用在报纸上。我对于读报这件事，简直有些疯狂，鼓吹革命的有《湘江日报》，里面 常讨论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只是社会改良主义而已。我读了一些江亢虎的关于社会主 义和社会主义原理的小册子。我很热心地写信给好几个同级的同学，讨论这一问题，可是他们中间，只有一个写回信给我，并且表示同意。
　　在我那一队里，我最喜欢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其余都是鄙谷不堪，甚至有一个是流氓，我曾经劝说过两个学生参加军队，我和营长以及士兵之间，建立了很多的友谊，我能写，读过不少书，他们对于我的大学问都表示尊敬。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
革命党这时还未定局，清朝还未完全放弃政权，而在国民党中，却发生了关于领导权的问题，人们都说，湖南免不了要爆发第二次战争。有许多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满 清，反对袁世凯，湖南军队也是基中之一，可是当湖南人民开始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开始了议和，予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被解散了，我觉得革命已经过去了，就决定退出军队，回到书本子上去。我只当了半年兵。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那时候正有许多学校开办起来，而以报纸为媒 介，吸引新的学生。我对于学校好坏没有一定的标准来评判，对于进行什么学校也毫无主见。可是当我投考以前，我看见一个“肥皂制造学校”的广告，不需要什么学费，供给膳宿，并且还稍津贴。这是很引人注意而且鼓舞人的广告。它说了许多关于制造肥皂如何与社会有利的话，说它会如何富国利民。于是我便改变了我投考警察学校的方针，而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那里交了一块钱的报名费。
　　在这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成了政法学生，他催促我进他的学校。这个政法学校，我也读到它的一个诱人的广告，这广告预约着许多毕业美妙的事情，它允许在三年中教完关于法律知识的课和。并保证三年毕业之后，学生会立即变成京官。我的朋友不断地在我面前赞美这个学校，直到最后我写信给家里，把广告预约的一切复述一遍，请求他们寄学费给我，我把将来做法官和京官司的前途对家里描绘成一幅光明的图画，我就在政法学校交了一元的报名费，一方面等候父亲的回答。
　　命运又由一个商业学校广告形式来阻拦我。另一个朋友向我，说国家是在经济战争中，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建议打动了我，我也在这个商业学校 里付了一元的报名费。结果我投考而且被录取了。可是同时我还继续看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了一则广告，述说一个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好处，这是由政府主办的，课和很丰富，听说教员们也很 能干，我决定，最好能在那里成一个商业专家。就付了一元钱的报名费，以后我写信 经给家里，告诉我的决定，父亲很高兴，我父亲本来是赞美经商的，我进了这家学校一个月。
　　我发现了我和这个新学校之间有困难存在，因为那里的很多功课的讲授是英文的。我和许多别的同学不同，英文程序甚低，甚至只知道字母，感到这种局面很讨厌，便在一个月的末尾退了学，我又继续翻阅广告。
　　我第二次的学业冒险是省立第一中学，我用一块钱报了名，经过了入学考试，发榜时以第一名录取。这个学 校很大，学生很多。毕业生也是很多的。那里有一个国文都员，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我爱好文学，所以很喜欢和这位教员接近。这一位教员借一部《御批通鉴》给我，这部书时有乾隆皇帝和御批。
　　正在这时候，长沙的官办火药厂爆炸起了很大的火，可是我们学生都觉得这件事新鲜有趣，好几顿 子弹和炸药都爆炸了。火药燃烧起来，变成了一片很强的火焰，比爆竹还要好看得多了。一个月以后，谭 延兰被袁世凯驱逐，那时袁贼正操纵着民国的政治机构，汤乡铭代替谭延兰，而他开始给袁贼筹备登基。
　　我对第一中学不大喜欢，它的课程限制得很严，规则也是毫无足取，在读了《御批通鉴》以后，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如我自己阅读，自己研究也许对我更为有益，六个月以后我便离开了学校，自己排一个自我教育课程，第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我对于这件事很规矩认真，用这样的办法，所耗去半年，我认为对我是价值的。每天早上当图书馆开门的时候，我就进去，在中午的时候，我仅仅休息片刻，去买两个糕饼吃，这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停留在图书馆里，直到它关门才出来。
　　在这个自我教育期间，我读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并且很有兴趣地加以研究，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原理》和一本《穆勒名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密沙的《群学肆言》和一本孟德斯鸠写的《法意》诗以及小说，古布腊的故事和关于俄、英、法以及另的国家的历史、地理的研究，我把它们胡乱地混在一起了。
　　这时，我冒充了湘乡县人，住在同乡会馆里。有许多兵也住在那里，都是从县里退伍的或被解散的士兵，他们毫无事事，而且都是很穷，在会馆里，学生和士兵常常吵架，一天晚上这种怨怒爆 发，继之用武，士兵士兵攻击，并且想打杀学生们，我躲避到则所里，直等到战争结束后才出来。
　　这时候我没有钱，我的家里不肯供给我，除非我进学校，因此我不能再在会馆里住下去了。便开始寻找新的住所，同时我在认真地思索我的前途，认为我最适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这时湖南师范学校一则很动人的广告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兴致勃勃地研究它的好处，不需学费，膳宿费也很低兼等等。我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去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论文。我把我的计划写信 告诉我的家庭，并且得到他们的允许，我替两位朋友写了论文，自己也写了一篇，结果三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实际上，我录取了三次。那时候我认为替我的朋友提分的行为并不是不道德的，只是一件友谊的事情而已。
　　我在师范学校做了五年的学生，对于后来一切引诱，不再注意，最后，我确实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生活中，遇到了不少重要的事情，而在这个时期中，我的政治观点也开始形成了，在这里，我把社会行动中的最后经验学会了。
　　在这个新学校里，有许多的规矩，而我对这些规矩赞成很少，我反对把自然乎学规定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我特别不感兴趣，我不愿意读，所以，在这些课程中，我得到分数很少。我所恨的是静物写生课的必修课程，以为这是极端愚蠢的事情，我往往只想能够画些最简便的东西，很快地画完了就出教室。我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一件半园，就是代表李白诗“半壁见海出”一句。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中我画了一个椭圆形，说这是蛋，自己认为满足了，图画这门课程我得了四十分，不及格，所幸我的社会科学都很好，所以一平均，其他的低的分数都给扯过来了。
　　这里的一位中文教员，学生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袁大胡子”，他嘲笑我的文章，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瞧不起梁启超，认为他是个文不通理的文人，可是梁氏曾经是我崇拜的人，我只好改变我的文章作风，我就阅读韩愈的文章，学习了古文词藻，所以感谢袁大胡子，假使需要的话，我今天还能写出一篇可观的古文。
　　对于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留美国的学生杨昌济，他的生活，后业我发生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伦理课，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定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地把一种公正道德的正义而有益社会的志愿，灌输给他的学生们，受了他的影响，我读了一本关于伦理的书，是蔡元培翻译的。我读完这本书以后，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做《心智的能力》，那时候我是个唯心主义者，我的论文很受杨昌济称赞，他给了我一百分，自然，他是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来鉴定的。
　　一个姓唐的教员常给我一些旧的《民报》看。我读报的时候，兴趣极为深厚，在这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行动纲领。有一天我看到《民报》上登载着两个中国学生徒步旅行中国，一直到了西藏边境的打箭炉的事。这件事非常地鼓舞着我，我想要模仿他们，但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我应该先办到湖南全省的旅行。
　　于是。第二年春天，我步行游历了湖南省，走遍了五个县。和我在一起的有一个叫肖瑜的同学。我们走完了五个县。不费一文钱，农民们供给我们吃的，供给我们睡觉的地方。我们足迹所至 ，都受到好的招待和欢迎。这个和我一同旅行的肖瑜，后来成为易培基后下的一位国民党官吏。易氏那时就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高级官吏，他替肖瑜谋得了北京故宫博物馆监守的职位。肖瑜盗卖了博物馆里一些最珍贵的宝物，在一九三四年持款潜逃了，现在他在大连藏生。
　　后来感觉到要向外发展非有一些志同旅伴不可，有一次，我就在长沙的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特别提出能耐艰苦，有决心而能为祖国牺牲的条件。后来，我收到了三封响应的信，一封是罗章龙的回信，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又叛变了，两封是从两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寄来的。
　　但是，慢慢地在我周围集找拢了一群学生。官群学生，就是后来新民学会的核心。这个学会对于中国的国事和命运，有着很大的影响，它是一群态度极端认真的人，绝不讨论身边的琐事，他们所说所做，必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来谈情说笑，而是认为时局是太危急了，学问的需要是太迫切了，要讨论女人和私人的事情根本没有时间，我对女人的“媚”的讨论，在那时的青年生活中通常是占有重要的一页的，可是，我的同伴们不仅不讨论这个，即使是日常生活普通的事情，也拒绝讨论。我回忆起有一次在一位青年的家里，这位青年谈起要买肉的事，他在我面前把我的仆人叫来，同仆人讨论了半天买肉的事，才叫他去买了一小片肉。我心里非常不安，以后就不再和这位青年见面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只高兴谈论大事情——中国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
　　我们成了热烈的体育锻炼者，在冬季的假期里，我们在田野里瞳着、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河过江，假如下雨，我们就把衣服脱下，说这叫做“淋浴”。在春风里，我们大声叫着，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 ”的新游戏。当太阳很热的时候， 我们也把衣服脱 下，说这叫“日光浴”。已经下了霜的日子，我们要露突，甚至于十一月里我们还在冷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这个名词下进行的。这件事确实对于我的身体有不少的帮助，因为后业我在华南多次进退的行军中，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里，受益是非浅的。
　　那时候，我和许多的在别的乡镇城市里学生和朋友们，组成了一个很大的通讯关系，慢慢地我觉得需一种更严密的组织。一九一七年我和几个别的朋友发起组织新民学会，这个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这七八十名会员中，有很 多后来都变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革命史上的著名人物，曾经加入新民学会的较为著名的共产党员有：罗迈——现任党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第二方面军里；何叔衡——中央苏区最高法院高等推事，一九二七年被抢杀；叶子章——作家，现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被杀；叶子雪——中央委员，后来转入国民党，变成资本家工会组织者；肖铮——党的著名领袖，党成立时最初纲领的六名签名著之一，不久以前病故。新民学会的大多数，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中都被枪杀了。
大约在同时候，另一团体组织成立了，这就是湖北的福利社。福利社，是类似新民学会的一种组织，它的许多会员也成了共产党员，其中挥代英——该社社长，在大革命中被枪杀。林彪——该社社员，现在任红军大学校长。同样，张灏——现在中央军委工作负责人。在北平也有一个会社，叫互助社，有些会员后来也加入共产党，在中国别的地方，主要是在上海、杭州、汉口、天津一些青年战士也组织了好几个激进团体，开始在中国政治上树立了一种势力。（注：这样的团体在天津市觉司学会吸收一些激进青年到这个组织里来，周恩来是创始人之一。此外还有邓颖超女士——现在周恩来的夫人。马骏——一九二七年在北平被枪杀。孙肇俊——现任国民党官吏。——史诺）
　　这些会社的大多数，一般都是受了《新青年》的影响才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的，当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读这本杂志，我特别喜欢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康有为、梁启超 ，做了我的崇拜人物。康、梁二人我早以抛弃了。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帮社会主义等等思想的一种奇怪的混合物。关于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乌托帮主 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等，我都有一些模糊的感情，但是我是确实的反对军阀与帝国主义的。
　　我于一九一三年考入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毕业。

　　第三章 革命的前奏
　　在长少沙师范学校的几年中，总共用了一百六十块钱，许多次的报名费也包括在内——从这个总数目中，我把三分之一耗费在报纸上，因为通常订一份报纸，都是每月一元，我还常常在书摊上买一些书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这种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习惯，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就是在我没有走上井岗上以前，我对于北平、上海和湖南的各种日报的阅读从未中断过。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里，母亲死了，这样我回家的兴趣更加淡薄了。我决定那年夏天到北平去。湖南有许多学生都计划着要到法国去，用“工读”的方法去读书，法国在区战中用这种方法招幕中国的青年去为它做工，在离开中国之前，这些学生预备在北平学习法文，我帮助把这种运动组织起来。在这一群出洋的学生中间，有许多是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们大部分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了这一运动的影响，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员位置，跑到法国去，当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可是到了一九一二七年在白色恐怖时期他又加入共产党。
　　我陪了一些湖南学生来到北京，可是，虽然我帮助组织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还有补助，我却不愿到欧洲去，我觉得关于国家的事，我知道得太少了，假使我把时间花在中国，那对祖国是更为有利的。那些决意要到法国去的学生，随从李石会——现任中法大学的校长——学习法文，可是我没有去，我个人另有计划。
　　我在北平，学觉得费用不够，我是从朋友那里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非马上找职业不可。杨昌济——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现在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求他给我寻找一个职业。他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后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后来被张作霖杀了。李大钊为我找到工作，是当图书馆助理员，每月八块钱——数目不算少。
　　我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人都不愿和我接近。
　　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到图书馆来看报的人们的名字。可是大多数的人瞧不起我。在这些来看书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文化运动的领袖，象付斯年，罗家伦之类，对于他们特别感兴趣，我想去和他们交换一些关于政府和文化问题的意见，可是他们都是忙人，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南方士话。
　　但是我并不失望，为了要旁听大学里的功课，我参加了哲学会，新闻学会。在新闻学会里，我遇见了好几个同伴，象了陈公博、谭 平山，他们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还有邹凤萍，特别是邹氏给了很多的帮助，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充满了热情理想，是性格良好的人，1926年被张作霖枪杀了。
　　当我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的时候，我也预见了张国涛、康白清——他后来参加了美国加里福的三K党（！！！—史诺）、段锡肥——现在是南京政府教育次长。
　　我对政治兴趣继续增强了。可是在这个时候，我还是很浑纯，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我正在寻找出路，我读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了些影响。我常常和一个叫朱谦文的北大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在那时候，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可是在另一方面，这座古城的美给我补尝，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一个小屋子里共有七个人拥住着。晚上我们七个人挨得紧紧地睡在一个坑上，挤得透不过气来，当谁要翻身的时候，必须预先警告睡在两边的人。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广场上，我对于北京的早春，生了向往之情，当北海的冰面结了坚冰的时候，素色的寒梅正盛开着，杨柳枝头挂着水晶似的冰柱子倒垂在北海上，使我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珠玉树的名句：“千树万树黎花开”，北京无数的树木唤起了我的好奇和赞美。
　　1919年初，我和要到法国去的学生同一到上海，我的钱只够买到天津去的车票，到了天津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前进了。可是正象中国俗话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地，有位同学从北京到一些钱，他借了十块钱给我，使我能买到一张到浦口去的车票。在往南京去的路上我在曲阜停留了一下，去瞻仰孔子的坟墓。我到孔子的弟子曾经洗过脚的那条小溪边，也到了圣人度过他幼年生活的小镇子上，曲阜大成殿旁边有一棵古树。我也在孔子一个有名的弟子——颜渊曾经住过的河边停留过，并且也拜访了孟子的生长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 上了泰山——山东的神圣的山，冯玉祥曾经在这里隐居，而且写过爱国的对联。可是当我到了浦口，我又分文不留了，没有车票，更没有人可以借给我，我不知道如何离开浦口，可是祸不单行，车上，一个贼偷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嗳呀！怎么办呢？又是“天无绝人之路”，我又遇到了好运，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一位从湖南来的老朋友，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给我买鞋子以及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的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行，同时，对于我的新鞋特别当心。知道上海已经有一笔款子好了送学生到法国去，同时，因为我还预备了一笔钱回湖南，我送了我的朋友们上了轮船之后，我就向长沙进发了。
　　我所记得的，我第一次到北方去所值得纪念的是这些：
　　我在北海溜过冰，曾经绕洞庭湖走过，又在保定城墙上绕着走了一圈了，在《三国志》里有名的徐州城墙，以及历史上有名的南京城我都绕过一个圈子，最后，我登过泰山，竭过孔墓，这些事实，在那时我觉得是徒步游湖南以有价值的成绩。当我回到长沙的时候，我的政治工作比以前更积极，“五、四”运动之后，我把大步分时间花在学生政治活动上面，我主编《湘江评论》，一种湖南学生办的报纸，对于湖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还帮助创办了文化书社，一个研究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这个书神，而且特别新民学会，都猛烈地反对当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一个杯极了的人。 我们领导了一次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他去职，并且派遗代表到北京西南（那时孙中山在那里已经很活动）鼓动反对他，于是张敬尧禁止了《湘江评论》的出版，作为学生反对他的一种报复行动。
　　此后，我又跑到北京，代表新民学会在那里发动了一种反军阀运动，新民学会又把反张斗争扩大为普遍的反军阀运动。我担任一个通讯社社长来策划这个工作。在湖南这个运动是得到相当成功的，张敬尧被谭延兰所推翻，在长沙建立一种新的统治局面起来，正在这个时候新学会分裂而成了两派——左派和右派——左派坚持一种更远见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革。
　　一九一七年，我第二次到上海，在那里我又遇见陈独秀，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北京，当我在北大的时候，他的影响比任何人还大。那时候，我也见到胡适，曾经去拜访他，请他能帮助湖南的学生运动，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关于组织《湖南改造聪盟》的计划，然后，我回湖南开始我的组织，在那儿，我觅得一个教员的位置，同时我继续在新民学会里活动，那时，新民学会，有一个湖南独立的纲领——意思是真正的自治，对于北方政府不非常不满，相信够和北京脱离关系，那湖南的现代化当更为迅速。所以我们的团体极力鼓吹和北京政府分裂，我那时是美国的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主义的坚决拥护者。
　　谭延兰又被军阀赵恒惕逐出湖南，赵恒惕以湖南自治为口号，达到攫取政权之后，却极力压制民主运动，我们的团体要求男女平等权和伐议制政府，种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政纲，我们在自己办的《新湖南报》上，公开鼓吹这种改革。有一天，我们领导了捣毁湖南省议会的暴动，省议会的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指派的地主豪绅。这闪结果，是把省议会里所张挂的充满着胡说八道的和吹牛的词句的对联、扁额都撕了下来。
　　捣毁省议会这事件，被认为是湖南的一个大事变，把那些统治者吓慌了。可是当赵恒惕获得了政权，他竟背叛了他以前所提倡的一切主张，反而疯狂地禁止一切民主要求，所以我们的学会，把攻击的目标转向了他。我记得，在一九二0年有一段故事，那年新民学会发起了一个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的示威运动，这示威被军警镇压下去了，有些示威者曾经试想在会场升起红旗来，可是被军禁止，示威者指出，依照当时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集社、言论的自由，但是军警们置之不理。他们说不管什么宪法不宪法，只知道执行赵首长的命令。从这次以后， 我们渐渐相信只有群众行动起来的政治力量，才能保障有力的改革现实。

　　第四章 国民革命时期
　　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这个组织中间的主要领导人物，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两 个人都是中国最有名的知识界领袖，当我在北大任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的领导之下，我很快地进步了，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我对于这方面的兴趣和发展，陈独秀的助力也不小，在我第二次到上海的时候，我曾经和陈独秀讨论过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而陈坚定的信仰在我生活中，这一转变的时期，对我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
在上海，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中，除我之外，有一个湖南人，其余的出席这次会议的人物有张国涛、包惠增、周佛海等一共是十二个人。共产党第一省支部在湖南组织起来了，而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在别的省份和城市也组织起来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员会有陈独秀、张国涛（现在是在红军第四方面军里）、杨明紊、谭 平山、陈公博、赵燕清、施存统、沈玄庐、李汉俊（1927年在武汉被杀）、李达、李森等。在湖北的赏有高宗裕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派）和一些别的人。在广州的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的财政委员）。彭湃（1927年在上海被杀）、王俊美和邓思明是山东支部发起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工读学生们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它的成立差不多是和在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开始的，那里的党的发起人中有周恩来、李立山和向警予（蔡和森的妻子，是发起人中唯一的女子），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发起人。在德国也有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了，不过时间稍迟一些，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甫（现作清华大学 教授），莫斯科支部发起人瞿秋白和一些别的人，而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1922年5月，湖南省委——我那时是书记——已经组织了廿个以上的工会，包括矿工、铁路工人、雇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纸厂的工人等。那年冬天，一个迅猛的劳工运动开始了，那时候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到工人学生身上，而在农民中做的工作很少，较大厂矿的大部分工人以及乎是学生的全部都被组织起来了。在学生与工人两方面都有好几次斗争。1922年5月，湖南省长赵恒惕下令枪杀两个湖南人——黄爱和庞文龙，结果引起了对赵恒惕一般的公愤，被杀的两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劳工运动的领袖，这一派绝大多数人员都是工业学校的学生，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次事件中以及其他许多斗争中，我们是援助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在工会当中也有势力。这些工会就是那时组织的湖南省工会。可是 我们对于无政府主义者妥协，经过磋商之后，阻止了这他们所干的许多急躁而无为的行动。
　　我被派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对赵恒惕的运动。第二次党代会（1922年冬天）在上海开会，我本是要参加的，可是忘记了开会地点，又碰不到同志，所以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回到湖南，迅速地推动了工会工作 。下一年春，湖南又发生了几次要求增加工资人，改善待遇与承认工会的罢工，大部分都胜利了。“五一”劳动节，湖南全省组织一次总罢工，这次罢工表明了中国的工人运动达到了空前成熟的地步。
　　共产党第三次大会是1923年在广州举行的，通行了有历史意义的决议，加入国民党，国共合作，建立了反对北洋军阀的联合战线。这时我到上海，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第二年（1924）年春，我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三月里回到上海，在共产党部工作，此外，还担任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执行委员。除我之外，还有汪精卫和胡汉民，我和他们共同工作，调整国民两党的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加伦将军来任顾问，别的苏维埃顾问也从苏联来了。国共联盟开始领导了波兰壮阔的全国革命运动。那年冬天，我在上海患病，回湖南休养。所以回到湖南以后，我把湖南伟大农民运动核心组织起来了。
　　在从前，我还没有充分了解在农民中阶级斗争的情况，可是在1925年五州惨案以及接着的政治运动的大浪朝中，湖南农民运动的斗争性才十分明显。我决计离开家不再休养了，开始农村组织工作。在几个月之中，我们组织了二十多个农民协会，激起了地主的分恨，他们请求当逮捕我，赵恒惕经曾派军队追寻我，我便逃往广州去。我到那里，正是黄埔学生战败湖南军阀，广西军阀刘振环的时候，广州城市和国民党内部充湓着乐观的空气。正当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以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
　　我担任“政治周报”的编辑，这是国民党政治部的喉舌，它后来在攻击和批评载季陶所领导的国民党右派，有很活的势均力。我又负责担任了训练农民运动组织的工作，并且为这种目的开设了一个训练班，由二十一个不同省份的代表参加听讲，其中有从内蒙古来的学生，来广州不久，我担任了国民党宣传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其余林伯渠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个是共产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我那时候文章很多，在共产党内担任农民工作的特别任务，根据我的研究和我在湖南组织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叫做《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时所表的意见，那本书主张一种急进的土地政策和共产党另紧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由共产党中央机关发行这本小册子。后来在广州《农民日报》和《中国青年》上发表的。第二篇论文是在湖南以小册子的形式发行的。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不满意，我们慢慢地分离了，虽然我们中间的斗争要以1927年才达到最高潮。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里工作，直到1926年3月的一次政变炎止。在国民党在、右两派协调，国共联合阵线重新确立以后，我又到上海，这是1926年的春天，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职牢五月由蒋介石领导如开的。我在上海负责主持共产党的农民部，从这里又被派到湖南去视察那里的农民运动，同时，在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之下，在1926年秋天，开始了有名的北伐。
　　我在湖南视察了五个县——长沙、醅陵、湘潭、衡山、湘乡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做报告给中央委员会，催促在农民运动里采取新路线。次年早春，当我到了武汉的时候，举行了一个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我出席提出建议，主张把土地重新分配。在这一会议上有彭湃、方志敏和两个俄国共产党员约克次，窝隆，决议接受了我的建议，提交共产党五次大会讨论，可是中央委员会加以否决了。
　　当共产党第五次全会于1927年5月在武汉召开 的时候，党还是在陈独秀操纵之下，虽然那时候，上海和南京开始向共产党进攻，可是陈独秀还抱温和态度与武汉的国民党相妥协，而且压制了各方面的反对，执行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那时候，我对于党的政策非常不满意，特别是在关于农民运动方面。我现在想起来，假使那时的农民运动，能更彻底地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同地主斗争，那苏维埃也许能早一步而更有力地在全国发展起来。
但是陈独秀竭力反对，全不了解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并且把农民革命在职时候的可能性估计得太低了，结果，在大革命危急的前夜举行的第五次全会，不能通过一项完美的土地政纲，我的关天农民运动应该加速深入的主张，甚至没有提出讨论，因为那时的中央委员会为陈独秀所操纵，拒绝提出来考虑，全会决议以“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这样就把土地问题抛开了，用这个地主定义，要想发动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完备而没事实根据的，并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土地经济的特殊性，可是会议之后，一个全国农民协会组织成功了，我成了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不管共产党对它的态度如何蒌缩和国民党对它如何欺视，已经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高级长官和军队司令们开始要求镇压这种农民运动，他们称农民协会为“流氓协会”，认为他们的行为和要求都太过火。陈独秀把我从湖南调走，认为我应对湖南发生的那些事情负责任，并且强烈要求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南京和上海开始举行了有组织的对于工人的大屠杀，广州也实行了同样的举动。五月廿十一日，湖南发生了许克祥事件，好几千个农民和工人被枪杀。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右派取消了和共产党合作，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里以及武汉政府里驱逐出去，不久武汉政府也消声匿迹了。
　　这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的领袖们才接受党的命令离开中国，到俄国、上海或别的安全地方去。我被命令到四川去。我请陈独秀派我到湖南省去做省季书记，可是十天以后，他又急急忙忙地下令要我回来。责备我组织反搞唐生智的暴动。唐那时是武汉的统治者。党员这时候混乱不堪，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最后，武汉国共合作崩溃，促成陈独秀领导的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