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局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1933年1月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后，在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下，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理论与实际脱节，主观和客观分离，强制推行一系列“左”倾政策。它犹如一部狂奔的火车头，一次次把中国革命拉回崩溃的边缘。

　　　　　　　　　　　　　　　　　　　　　　　　　　　　　　　　　　瑞金县沙洲真坝乡下霄村。1933年1月，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愉博古等来到瑞金后，
　　　　　　　　　　　　　　　　　　　　　　　　　　　　　　　　　　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以博古为书记。
　　　　　　　　　　　　　　　　　　　　　　　　　　　　　　　　　　1933年1月至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局
　　　　　　　　　　　　　　　　　　　　　　　　　　　　　　　　　　（后为中共中央）机关驻比。
狂热的“革命家”

　　1931年9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局在上海成立。成员有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康生、陈云等人、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负总责。

　　年仅23岁的博古，能由六届四中全会时的中央农业部长，一下子变成中共临时中央局总书记，靠的是宗派小团体的拥护、王明的信任及共产国际东方部米夫的支持。

　　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局成立后，过高估计“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和反蒋高潮，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区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盲目地组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提出了一条“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进攻路线”，强令苏区党和红军执行，使党在白区的组织遭到严重摧残。同时，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临时中央局无法在上海立足，只得被迫迁移。

　　临时中央局迁往何处？博古等常委详细研究，反复比较，最后一致决定迁往红都瑞金。因为它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驻地，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

　　地点选定了，博古等人西装革履，乔扮巨贾，于1933年1月一个北风呼啸的深夜，在上海登船启程了。他们一路南下，直到汕头，然后弃船登陆，经过地下交通线，进入闽西苏区。尔后，于1月中旬，到达瑞金。

　　博古到达瑞金不久，便匆匆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局机构。为此博古、张闻天号召了中共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长任弼时等人。

　　会见的结果，是按照博古的意见，将苏区中央局与中共临时中中央局合并，由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加上已到达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局委员，组成中共中央局成员。

　　这样，中共中央成员便有了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秦邦宪（博古）、张闻天、陈云、顾作霖、朱德、王稼祥、邓发等人。任弼时任组织部长，张闻天任宣传部长，李坚贞任妇女部长，邓湘君（邓颖超）任秘书长，博古负总责。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绍禹（王明）、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增设的机构有中共中央书记处，博古任总书记；白区工作部，陈云任部长；党务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审查委员会，董必武任书记。李德任军事顾问。

　　办公地点设大瑞金沙洲坝下肖村扬氏私邸，此建筑由正厅、左右横屋组成，结构严谨，工艺精巧。房后山坡松木苍翠，房前池塘清澈、在此办公和居住的有博古、李维汉、陈云、李坚贞、邓颖超以及王首道、毛汉覃、金维映等人。

　　只有李德一人孤独地住在下肖村西的小庙里。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1933年9月底来到瑞金。此人性情孤僻，高鼻长脸上架一付近视眼镜。他每天要吃一只鸡。鸡吃腻了，又要吃鸭，大多数人都不愿接近他。因为小庙孤立于田野之中，所以人们常用“孤立房子”称呼李德。

　　倒是博古十分欣赏李德，这个毫无军事经验的总书记把军事指挥权拱手交给了对中国国情毫无了解的德国人，这本身就注定了第五次反“围剿”一定要失败。李德下令部队行军、集结时，不问山路、平路、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时间，不考虑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具体情况，只凭比例尺算路程，定下部队到达的时间，不留余地，红军指战员极为反感。
　　一天，博古来到小庙与李德商量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计划，看见桌上摆着地图，地图上标好了密密麻麻的古怪的记号。

　　博古指着记号问：“这是什么标记？”
　　李德用铅笔边指边说：“这是炮的位置，这是机枪的位置。”

　　1934年4月1日，彭德怀曾以个人名义写信给中央军委，批评李德的瞎指挥和军事教条主义。信中说：“在我们历次战役中，感觉着我们战略决心的迟疑，”以致“失掉了许多先机，使应得的胜利推迟下去或使某一战役变成流产。”广昌战役后，博古、李德在前线召见彭德怀、杨尚昆。彭德怀当面斥责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述家”，是“崽卖父田心不痛！”

　　中共中央局的成立从表面上看似乎加强了党对中央苏区的领导，但实际上却是以博古为代表的政治思想路线“左”倾教条主义与以李德为代表的军事教条主义相结合，从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左”倾阴云

　　中共中央局成立后，博古对过去在上海的挫折不但没有反思，反而继续在苏区大力推行其错误路线。反“罗明路线”和反“江西罗明路线”就是博古的“杰作”。

　　罗明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1932年冬，他与被解除了红一方面军领导职务的毛泽东同在条汀福音养病，同住在干部疗养楼。

　　一天晚饭后，罗明向毛泽东汇报闽西苏区的情况。
　　听了毛泽东的指示，罗明激动异常，立即在福音医院召开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论精神，并得到省委领导成员的一致拥护。会议决定派罗明赴（上）杭、永（定）、（龙）岩地区领导游击战争。

　　这里，博古从上海来瑞金，经过上杭，碰巧罗明也在那里。
　　“你这是什么干部？在这里干什么？”博古问。
　　“我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

　　年轻气盛的博古根本没有调查，就开始指手划脚。他板着脸孔说：“你对中央的指示不执行，却在这里开展什么游击战争。”

　　1933年1月21日，罗明就杭、永、岩工作向福建省委写了《对工作几点意见》的报告。
博古看到这份报告，更加气愤。他认为这是“取消主义的”的“逃跑退却路线”，是与中央唱对台戏，于是作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拉开了批判所谓“罗明路线”的序幕。

　　罗明被召来瑞金，博古毫不留情地批评他是“狭隘的经验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如果不承认“路线错误”，就开除党籍，并要他回福建去向全省党员检查。

　　2月24日，中共中央局主持召开的闽粤赣临时党代表会议，对罗明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有些甚至向罗明挥舞拳头，要他“尝一尝无产阶级铁拳的滋味”！

　　相反，多数与会者听了罗明“检查”后，明白了是非曲直，因此在讨论中公开抵制对罗明的批判。
　　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说：新泉就是罗明同志传达毛泽东对闽西工作指示后，用游击战争才打退敌人的进攻的。
　
　上杭、永定的代表说：开展游击战争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罗明同志和上杭、永定的干部领导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了许多胜仗。

　　“左”倾教条主义者，对这些背离中央局旨意的党员，统统给予扣上“腐朽的自由主义”、“机会主义动摇”、“向罗明路线投降”等大帽子，把他们打成“罗明路线的同道”，进行批判和打击。罗明于是很快被撤职。

　　在中共中央局掀起的这场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省委干部张鼎丞、谭震林、郭滴人等人以及一大批县、区、乡干部遭迫害，被调动工作，或被撤职、批评。

　　继福建反“罗明路线”之后，从1933年3月下旬开始， 中共中央局又在江西苏区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邓小平时任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任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谢唯俊任江西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古柏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他们都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各自的岗位上对“左”倾错误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

　　1931年11月召开的赣南会议上，“左”倾教条主义者，攻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为“富农路线”， 说贵苏区犯了“立三路线错误”，“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

　　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并称教条主义者为“洋房子先生”。

　　于是、邓、毛、谢、古都被指责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中共中央局撤了他们的职不算，还对他们进行一次又一次批判，甚至将他们身上带的枪也给摘下来。

　　反福建“罗明路线”也好，反江西“罗明路线”也罢，实际是含沙射影，旨在反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乃至后来毛泽东同志说：“1933年反邓毛谢古‘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实际是指鸡骂狗的。”

　　反“罗明路线”和反“江西罗明路线”的结果，自然是进一步扫除了推进“左”倾错误路的障碍，“左”倾狂潮在苏区开始泛滥。

曲高和寡

　　六届五中全会的召开，使“左”倾路线的错误达到顶峰。

　　在瑞金沙源程序黄竹堪下，有一座建于清代的小庙。1934年1月15日上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就在这个简朴的小庙里开幕。小庙上厅贴有马克思、列宁画像。两边柱上挂着横幅，上书“中国共产常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神台前摆了几张课桌，这便是主席台。下厅摆满了长条木凳，是代表们的坐席。四周墙上贴“为党的布尔什维克而奋斗！”、“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为苏维埃在全中国有胜利而奋斗！”等内容的标语。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假补委员以及部分省委代表和白区代表。六届五中全会名曰“全会”，其实连中央委员都未到齐。

　　博古主持全会并做政治报告。这个报告“左”得近乎失去理智。他在政治报告中说：“同志们！中国目前的形势是大好的，有利的，农民自己将土地革命旗帜高高地举起来了，国民党部队的瓦解，正在成熟着，兵变与暴动不断产生，当前苏维埃运动的增长、胜利与成功是革命形势的好标志。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即是阴止中国走向殖民地道路的斗争。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这是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会议对中国形势分析的基本精神，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

　　代表们默不作声，但能感觉出不满情绪在会场上蔓延。

　　博古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继续说：“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一切资源，发扬党和群众的积极性到最高限度来扩大和巩固红军。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实现创造100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任务是艰巨的，办法只有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跑线。”

　　代表中有的付之一笑，有的小声说：“‘左'得还不够吗？”1月17日，陈云作《国民党区域中工人阶级斗争与工会工作》、洛甫作《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两个报告。

　　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增选王稼祥、凯丰、朱德、顾作霖、李竹声、方志敏等6人为中央委员、彭德怀、刘伯承、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孔原、陈昌浩、黄更生等8人为候补委员，增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和白区工作部等机构，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五中全会给二苏大会党团的指令》等文件。

　　全会历时3天，于18日闭幕，博古作会议总结。
这次全会是在敌人大举进攻、革命遭到挫折并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召开的。它不但没有正确地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反而通过了更加“左”的理论和政策，可以说是为“左”错误的发展火上加油，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力红军不得不离开瑞金进行长征。

　　苏区的丢失并没有使博古清醒过来，只是后来湘江血战，8万余人的红军损失惨重，望着湘江两岸堆积如山的尸体，这位一贯爱唱革命高调的感到难以向全党全军交待，举起手枪对准太阳穴。
博古的手枪最终没有响，但却无声地宣告了他在中央领导地位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