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报纸内容丰富多彩，邓小平精心设计出20多个栏目，使每一期的版面，都有十几个栏目出现。

　　文章短小精悍，文字生动流畅，通俗易懂，是邓小平办报刻意追求的目标。经过他的编辑加工，最重要的文章不过三四千字，一般的只有几百字，短讯只有几句话，非常适宜处于紧张战斗生活中的红军战士阅读。

　　《红星》报辟有“前线通讯”专栏，上面刊登的文章，文字优美，生动形象，特别受红军指战员欢迎。1934年8月，中央苏区曾出版过一本战地通讯专集，书名《火线上的英雄》。这本书就是由《红星》报将“前线通讯”刊发的近百篇文章汇集成书的。苏区军民凡得此书者，均爱不释手，如获至宝。

　　邓小平办《红星》，注重图文并茂，巧妙运用插图，既活跃版面，又深化报道内容，增强宣传效果。他写得一手好字，常常亲自为报纸题写标题。他那隽秀的字体与版面中的文章一致，整个报纸顿然增辉。从1933年10月22日起，《红星》报还加出32开本铅印的《红星附刊》，随报附送，不另收费。

　　为办好《红星》报，邓小平倾注了自己大量的心血。
　　说是办报，其实人手极少。除他自己是主编外，只有一名通讯员给他当帮手。报纸每隔5天出版一期。每期近万字，数十篇文章，从征稿、写稿、编辑加工、版面设计甚至校对，几乎他一人包干。工作量之大，工作之紧张，可想而知。每天，他都要在菜油灯下工作到深夜。

　　《红星》报编辑部与红军总政治部在一起。它在瑞金沙洲坝的白屋子村。《红星》报的印刷地点，却设在中革军委机关所在的乌石垅村。两地相距约4华里。每期报纸编好后，都要从白屋子送到军委印刷厂去。工人们排版后，又要将小样拿回来校对。校稿时，邓小平对每一字每一句都不马虎。翻开每一张《红星》报，都难得看到有错漏之处。
办报人员虽少，邓小平并不显得吃力。这不仅因为他有充沛的精力和深厚的功底，更因他善于组织和发动广大红军指战员参与办报。
　
　　他建立了一支宏大的通讯员队伍。这支队伍共有500多人。他们中既有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中的各级领导干部，也有在连队基层工作的干部战士。许多通讯员，既是战士，又是战地记者；既持枪杀敌，又挥笔写稿，怎样打就怎样写，写出的文章生动真实。这些通讯员中，罗荣桓、袁国平、彭加伦、罗瑞卿、肖华、张爱萍、向仲华、张际春、舒同等人，写得最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昌、博古等人，也为《红星》报写过不少社论和文章。

　　报纸通讯员是办报主力军。邓小平十分注意加强与通讯员的联系，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红星》报辟有“通讯员”专栏，定期刊登指导通讯员工作的文章。1934年8月1日，邓小平以“红星编委”名义，在该报第56期第8版刊登了一封致红星通讯员的信，全文如下：
　　红星的诞生到现在，已经整整的一周年了。在这一年中，依靠于通信员的努力，对于红军生活的反映与战争的领导上，都起了相当的作用。因此我们谨向本报的通讯员致革命的敬礼！
然而，我们的成绩，并不能抹煞我们在通信工作上的严重错误与弱点。我们的编辑部在组织通信员训练通信员的工作上是很坏的。对于通信员的稿件，尚未能很好的去运用，环绕在某一中心任务下，尽可能的采用通信员的稿件，对于没有采用的稿件也未能指示其内容上的缺点和不能登载的原因，这当然是不会提高我们通信员的积极性，改善我们的通信工作的。

　　正由于我们对于通信员组织工作的薄弱，所以在我们的五百个通信员中，实际参加通信的仅百余人，甚至不少通信员因调动工作的关系，而失去了联络，当然这样的现象也是不能继续的。
正由于我们对于通信员的训练工作很差，所以我们的通信员常有不知如何通信之感，所以许多重要的某一时期的中心问题，不能经过通信员，把下面特别是连队的情形，很快的反映到红星上来，甚至有个别的通信还缺乏真实的内容，这是我们通信工作中的严重现象！

　　同样的弱点表现在通信的不及时，有的通信材料是在问题发生很久才写的，而且我们一般的通信是偏于说好的例子，或只是打铁锤。用自我批评的态度，说明许多的现象以及部队中提出了些什么办法来解决，这样的通信却是非常之少的。同时我们许多通信，只有头无尾，不能抓住这个问题通信到底，这也会减低我们报纸的领导作用。
至于如何经过我们的通信员去发展报纸的定户，检查发行工作，组织读报工作，即时将群众对红星的意见迅速告诉本报的编辑部，这个工作几乎还没有开始。

　　我们在本报一周年的时候，提出这些错误与弱点，在改善本报的内容，提高本报的信仰与指导作用上，有重大的意义。我们的编辑正努力克服自己对通信工作的错误，要求我们的通信员能以同样的努力，我们的通信员不是第三者，而正是本报的主人翁！

　　我们向通信员的要求是：
　　一、 每月每个通信员至少给我们两次通信，并力求迅速与实际；
　　二、担负起组织和领导读报的责任，随时将群众对本报的意见告知我们；
　　三、假使你调动工作时请快告知我们以新的地址。

　　同时我们要求各军团（独立师）政治机关每月负责召集一次通信员会议检查通信工作并给通信员以具体的指示。
我们相信在我们编委与通信员共同努力之下，两岁的红星无疑的要比一岁时更丰满而坚实起来。我们是这样热烈的期待着！

　　通过这封信，我们似乎望见了邓小平那双对红星通信员寄予厚望的热切而诚挚的眼睛。我们也体会到了他对工作极端负责，严格要求自己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

　　《红星》报犹如战火中绽开的奇葩，在苏区大地上争芳斗艳，芬芳四溢，受到苏区军民尤其是红军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它的发行量，1933年仅在中央苏区就达17300份，在苏区数十种报刊中名列第三，仅次于《红色中华》报和《青年实话》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