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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
跃升为所谓“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在博古等人的高压之下,1933年4月16日至4月22日,中共江西省委不得不在宁都七里村省委机关驻地,召开了一个“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这次会,张闻天没有出席。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局代表,是刚到中央苏区才一个月的罗迈。
罗迈,就是李维汉。一位潇洒的美男子。他是湖南长沙人,1927年4月党的“五大”上就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又任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后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书记等职务。1931年7月,他赴莫斯科入列宁学院学习。1932年冬回国。1933年3月,他到了中央苏区。
“我一到中央苏区,很快就去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沙洲坝看望毛泽东。毛泽东对我说,你怎么叫罗迈呢?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嘛。”罗迈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谈到了他刚到瑞金的情况。
他回忆说:
“几天以后,碰上开会(昌)、寻(邬)、安(远)活动分子会议,他们要我参加。我在会场上才知道从二月开始,在福建已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三月,又开始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
他继续写道:
“在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上,我没有讲话,只是听反‘罗明路线’的报告。”
“参加会、寻、安活动分子会议后,我还是弄不清楚反‘罗明路线’与毛泽东有什么关系。有一天,博古来找我说,江西省委要在宁都开扩大会议,你同我一起去。我就同他一起去了。到了宁都,博古找省委负责人谈话,要我在旁边听。那时,江西省委书记是李富春。博古说,毛泽覃、谢唯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还不满,这是派别活动。当时他还没有提到古柏的名字。古柏是在扩大会议上展开斗争时才把他找来的。后来,博古要到前线去,叫我留下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
罗迈说的也许是实话。不过,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结束后第四天,一篇题为《试看邓小平同志的自我批评》的文章,与张闻天的《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同时刊登在《斗争》第8期。这篇文章不仅同唱“纯粹防御路线就是罗明路线”的调子,而且还重翻老账,说罗明和邓小平“在立三路线时代,都是代表小资产阶级悲观失望的情绪,不过这种情绪表现不同,表现在拼命冒险的,便是立三路线的盲动政策,表现在伏地投降时,便是罗明路线的退却逃跑”。这篇文章,无疑对批判邓小平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篇文章是罗迈写的。
这是这样一位刚刚来到中央苏区对苏区情况一点也不了解的人,竟然充当中共中央局的代表,主持批判“江西罗明路线”、批判邓、毛、谢、古的会议。那么,这次会议将开成什么样子,就可想而知了。
坐落在宁都梅江河畔的七里村,在县城北边7华里。村中有幢民宅,叫“赖芳汉屋”。江西省委机关就设在这幢房子里。“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也在这里召开。江西苏区各县的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省直机关党的负责人和军队中党的负责人,一共200多人,参加这次会议。整个七里村,一时闹哄哄的。
因是以江西省委名义召开的会议,主持会议现所当然是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不过,他一反常规,宣布开会后就退坐到台下。
台上的戏,罗迈唱主角。
罗迈俨然一副会议主宰的派头,昂首登台,作了一个题为《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报告。
报告的调子定得很高。话一开头,罗迈就说:“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
好家伙!经他这么一上“纲”上“线”似乎“江西的罗明路线”比福建的“罗明路线”还要坏十倍了。
更了不得的是,“报告”声色俱厉地给邓、毛、谢、古四人定了性,说“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参加会议的邓小平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听后愕然。他们自己也搞不明白,怎么一下子竟从“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又“跃升”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在台下坐着的200多人,更是个个瞪大眼睛,竖着耳朵,惊诧不已。大家都想知道,人们尊重和钦佩的“四大金刚”,是怎样在一夜间成为“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的?
且听罗迈在报告中给他们列举的所谓“罪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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