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状”之一，是说邓、毛、谢、古“在江西创造了执行了一条反国际的反党的路线。”

　　什么是“国际的”、“党的”路线？那就是王明“左”倾领导者们制定的“进攻路线”。“左”倾领导者认为，当前中国进行的土地革命，已不是民主革命性质，而是国际反帝运动的组成部分，可以直接由此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邓、毛、谢、古四人都唱反调，认为土地革命运动只能是民主革命性质，党所制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与策略，都须与此相适应，而不能超越这个革命阶段。据此，罗迈断言：邓、毛、谢、古“已经形成了具体的政纲，策略方面，口号方面，组织形式上，全部与党的进攻路线对抗起来”，“组成了一个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

　　其实，只要真正学懂了马克思主义，弄清了中国国情，就会明白：中国的苏维埃运动和红军战争，只能是民主革命性质，决不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不能由土地革命运动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超越了民主革命阶段，其结果必然是“左”倾冒进，导致革命遭受损失。邓、毛、谢、古有什么错？

　　“罪状”之二，是说邓小平在上海时就“散布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仰，实际就在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说邓小平到中央苏区后，又在“赣南会议”期间与毛泽覃、谢唯俊一起，附和毛泽东（罗迈在报告中未直接点毛泽东的名）“诱敌深入”粉碎国民党军队第四次“围剿”的主张。

　　这一条倒真有其事。邓小平确实对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提出的“左”倾路线、方针、政策不满，对王明等人借助共产国际东方部代表米夫等人的势力在党中央胡作非为不满。不过，他并没有公开表露过，只是“内心有所震动”、“对王明向无好感”。他的组织观念还是很强的。

　　至于说到“赣南会议”期间附和毛泽东的主张，那也是真的。当时，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不久，部队亟须整顿、补充，苏区内部也亟须巩固发展。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毛泽东力主红军分散到石城、长汀、会昌、于都以及周围各县，打土围、拔白点，清除苏区内豪绅地主武装，巩固根据地，同时让红军部队也得到休整补充。毛泽东分析说，蒋介石决不甘心第三次“围剿”苏区惨败，必定向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应抓紧有利时机，准备好战场。一旦敌人发起进攻，就采用“诱敌深入”战略，像前三次反“围剿”那样，在根据地内打败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毛泽东的主张，完全正确。在“赣南会议”上，邓小平和毛泽覃、谢唯俊都发言支持毛泽东。王明“左”倾领导者都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消极等待”，是“右倾”。邓、毛、谢、古等竟然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支持毛泽东，这还了得？这不都成了毛泽东一派了吗？

　　“罪状”之三，是说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在四中全会后也多次散布对中央的不满，说“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说毛、谢、古在“赣南会议”前后，公然指责临时中央的领导博古等人是“洋房子先生”，是专门到苏区来“找岔子”的；毛、谢、古甚至还说临时中央的领导是“一派的领袖”；而邓小平则完全附和毛、谢、古的观点。

　　毛、谢、古确实对四中全会后王明等人上台不满。王明等人奉行“左”倾教条主义，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轻蔑地指责坚持调查研究、从实际情况出发的毛泽东，是“山上的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毛、谢、古却针锋相对，反唇相讥，毫不客气地讥讽“左”倾领导者是“洋房子先生”，只知呆在大城市中指手划脚，全然不顾苏区的实际情况，结果把许多事情都弄得糟糕得很。毛、谢、古说博古等人是“一派的领袖”，可说是一针见血。事实上，王明、博古等人不是狂热地推行教条宗派主义，把凡是与他们意见不同的人，都一个一个地打下去吗？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赞同毛、谢、古的观点，正说明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罪状”之四，说邓、毛、谢、古“互相通讯，谈话和讨论，所谈的，写的，讨论的，并不是一般的政治问题”，而是与“进攻路线”“绝对相反”的策略、口号。

　　事实是：邓、毛、谢、古眼看着“左”倾错误在苏区肆虐，给革命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都痛心疾首。他们都善于独立思考、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导工作。他们对“左”倾“进攻路线”评头品足，在党内进行讨论，这是很自然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为毛泽东讨个公道，要与“左”倾错误进行抗争。
其实，四条“罪状”，没有一条能够成立。它正好说明，邓、毛、谢、古一向就与王明“左”倾错误领导格格不入；说明他们一直与毛泽东站在一起，对“左”倾错误领导进行了各种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抑制和斗争；说明“左”倾领导者完全容不得党内的不同意见，只要谁稍有异议和反抗，就视其为“反党”，是“派别活动”、“小组织活动”，必欲置其于死地！

　　对这些无端指责，邓、毛、谢、古当然不服。他们在会上一次次申辩。毛泽覃血气方刚，大声反驳：
　　“说我们是反党的派别。有什么证据？这是乱扣帽子！”

　　谢唯俊也提出严重抗议。
　　罗迈没想到会遇上如此顽强的对手，火冒三丈，一拍桌子，朝省保卫局长葛耀山下令：“把他们的枪下掉！”

　　有人领着呼口号：“打倒反党的小派别！”

　　会场气氛异常紧张。当时曾参加这次会议的危秀英回忆道：
　　“当时我负责在会场上倒茶水。不知为什么，省委书记李富春坐在台下角落里，蔡畅大姐站在后面，会上宣布撤销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四位同志党内一切职务，还下了他们的枪，让大家上台批判。
　　“妇女部的邓石香也上台讲邓小平怎么怎么不对，她下台后去上厕所，我跟进去说：石香，你混蛋，我们做妇女工作，跟他们没有工作联系，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到台上去摆什么威风（用现在的话讲是出什么风头）。石香不服，一拳打过来，我们俩当场就要打起来，蔡大姐听到后，把我拉出来说，秀英，不要乱说，要杀头的。我那时年轻气盛，只觉得石香不该胡说。会议结束后，邓石香被调到中央组织局工作。但没得多久，她又回到县里去了，我在省里见过她一面，她告诉我说，有些事看不惯。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危秀英是瑞金叶坪人，6岁时被卖到兴国高兴圩当童养媳。1930年参加革命，后来当了兴国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1933年3月才调到省委妇女部当干事。她是从基层来的同志，了解情况。她对批邓、毛、谢、古十分不理解。参加会议的许多人，也像危秀英那样困惑，不过他们不敢说出来，生怕掉脑袋。

　　会议开了整整7天。邓、毛、谢、古在会上一次次作检查，一次次受批判，有口难辩，也无法辩清曲直是非。他们原先所任的职务，也被撤销了。

　　罗迈还严厉地警告说：“这里必须警告那些曾经参加过或者助长过这种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分子，他们不要妄想在党正在集中火力对付邓、毛、谢、古的时候，用两面派的态度，掩盖自己的错误，布尔塞维克的火力，终久是不能躲避的，古柏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呵！”

　　罗迈是在警告谁呢？俗话说“锣鼓听音，说话听声”，明眼人一听便知：这是在不点名地警告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