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当时会、寻、安苏区妇女们常唱的山歌，也是当时妇女参加生产的真实写照。

　　在会、寻、安三县，苏维埃政府组织犁牛站、犁牛互助社，帮助农民调剂耕牛余缺。政府还组织农民兴修水利，积造肥料，串换种子。1933年春节刚过，政府又组织农民提早春耕，开垦荒田。三县的农业生产都获得丰收。

　　工业方面，中心县委组织各县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刨烟、造纸、染布、造船、烧砖瓦、烧石灰、熬蔗糖、造农具等手工作坊，发动工人努力生产各种人民生活必需品。会昌的铁山垅和安远的仁凤山，盛产钨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中华钨砂公司，毛泽东任总经理。邓小平知道，多产钨砂多出口，就能为苏维埃政府换回更多地现金和紧缺物资。他要求这两个县的党政组织，要像支援前方打仗一样，大力支援国家矿山建设，做到矿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会、寻、安三县还开办了小型兵工厂，修理枪支，制造子弹挨丝炮和马尾炸弹，供给红军和地方游击队。

　　临时中央政府在1932年6月和12月，先后两次发行革命战争公债。这是支援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一件大事。中心县委和各县县委、县苏政府领导全体军民，很快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任务。三县共推销公债近20万元，其中会昌县两期公债分别超额完成8000元。三县的少年儿童也不甘落后，他们热烈响应少共中央儿童局发出的号召，捐钱购买“儿童号飞机”送给红军叔叔，仅1933年1月，三县儿童共捐款209.77元。

　　“节省每一个铜板支援革命战争”，是当时苏区军民提出的一个口号。邓小平带头倡导开展节省运动。在他的带动下，中心县委机关和会、寻、安三县党政机关的节省运动，持续不断地开展。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实行每日三餐两干一稀。寻乌县苏政府1933年1月4日发出通令，重新规定机关干部的伙食标准为每人每天1斤米、3分菜金。后来，又在这个标准上开展节约“二两米一分钱”运动。群众中每人每天节省一把米，风气也很浓厚。节约出来的粮食，都支援给了红军。

　　会昌中心县委所辖各县的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都得到迅速发展。

　　所有这一切，邓小平都是照着毛泽东的样子去做的。

　　毛泽东在寻乌县进行调查的故事，邓小平多次听人说过。他对毛泽东提出的“没出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口号，更是赞赏不已。他非常钦佩毛泽东的工作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工作方针。他严格要求自己要以毛泽东为榜样。

　　中心县委刚成立不久的一天，他从筠门岭出发，步行100余里去寻乌县检查工作。在寻乌县城，他像当年毛泽东那样，走街串巷，了解情况。当地得知县委书记梁锡祜积极推行“左”的错误政策，把部分苏区干部随便当“AB团”杀害的事实后，非常气愤。他很快报请江西省委批准，将梁锡祜调离，从瑞金县调来一名叫胡荣佳的优秀干部，任寻乌县委书记。这一得力措施，制止了寻乌乱肃“AB团”悲剧的再演。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

　　1933年初春的一天晚上，有个绰号叫“朱胖子”的区苏维埃干部，神秘兮兮地向正在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报告说：筠门岭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朱秀歧暗中通敌，头天深夜与从外地潜回的国民党自卫队队长朱培初接头，还在镇上的“吴发记”酒楼喝酒，密商反叛之计。

　　在座的干部一听此事，恨得咬牙切齿，主张立即将朱秀歧抓来严惩。

　　邓小平听后，却心生疑窦。他知道，朱秀歧平日立场坚定，工作踏实积极；而朱胖子虽为区苏干部，却为人狡诈，工作马虎。他觉得此事定有蹊跷，决定派人先去调查清楚再说。

　　被派往调查的人还未动身出发，区特派员又匆匆赶来报告：“朱秀歧带枪逃跑，已派人把他抓了回来！”
铁证如山。大家都说非把朱秀歧宰了不可！
　　邓小平摆摆手：“大家莫急，还是调查清楚后再处理吧。”

　　第二天一早，邓小平亲自来到朱秀歧家住的芙蓉寨。群众告诉他，朱秀歧前些年因与朱培初争屋基，早就结下怨仇，现在怎么会一起喝酒？

　　邓小平立即召开区苏政府干部会议，当场盘问朱秀歧：
　　“朱秀歧，你为何叛变通敌？”
　　“没有此事。这实在是冤枉！”朱秀歧连连喊冤。
　　“那你为什么逃跑呢？”
　　“我不是逃跑。当时是朱胖子报告说朱培初溜回来了，去了鸭公村。我一听，马上就带了驳壳枪，想把朱培初抓回来。可是，追到鸭公村，连朱培初的影子也不见。这时，保卫局的人追来，不问青红皂白就下了我的枪，把我关了起来。”

　　邓小平命人把朱胖子找来。可是，找来找去，连他的人影也不见。人们很快得知：朱胖子与朱培初早就一起逃走了。

　　原来，这个朱胖子是国民党派来的奸细。头天晚上与国民党自卫队长喝酒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他与朱培初密谋定下“借刀杀人”计，要除掉朱秀歧。谁知他们的阴谋却被邓小平给识破了。

　　朱秀歧十分感激地说：“不是邓书记英明，我可能含冤九泉了。”

　　这件事，被后人编成一个故事，名为《明察秋毫》，广为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