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完肃“社党”事件后，邓小平留在瑞金县工作。金维映调到邻近的于都县，任中共县委书记。他们俩结成了夫妻。余泽鸿夫妇调到邻近的宁都县工作。余泽鸿任中共宁都县委书记，吴静焘任县委妇女部长。

　　笼罩在瑞金上空的阴云被驱散了，全县政局迅速稳定。瑞金人民的革命热情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

　　邓小平首先抓了县、区、乡三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恢复和整顿。继县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全县各区、乡都先后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新的苏维埃政府领导机构。在普遍整顿的基础上，还按照上级指示，民主选举了瑞金县出席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代表。

　　瑞金是村一级原先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而乡一级却没有。村一级管辖范围太小，干部缺乏，工作开展不起来。为加强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效率，根据中央颁布的《苏维埃组织法》和瑞金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决定取消村一级政府，只在村一级设苏维埃代表；重新划分各区、乡管辖区域，建立乡的代表会议，选举坚决革命的分子担任乡苏维埃政府领导工作。这就大大加强了基层苏维埃政权的建设。

　　对这件事，瑞金的许多苏区老干部都留有深刻印象。当年曾任合龙乡苏维埃政府财经委员的朱开铨回忆说：
　　“邓小平同志还派了工作团，深入到各区帮助工作。他自己也亲自下来，深入到基层了解情况。他到过我们壬田区，开过活动分子会。我记得他到壬田区来是解决把壬田分为两个区，一个仍叫壬田区，一个是云集区。那次开会的地方是在壬田的三石陂。我因有事去得较晚，就坐在邓小平同志的身边。邓小平同志问我：‘你是哪个乡来的？’我回答说：‘合龙。’他说：‘那你们以后归云集区管。’我说：‘我还不清楚这件事。’他说：‘今天晚上就要宣布这个决定。’我看见小平同志的笔记本放在桌子上，是打开的，我拿起来看了看，觉得字迹工整漂亮，非常好看。他的讲话也非常通俗易懂。”

　　邓小平十分清楚：要巩固发展苏区使各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起来，关键是要有大批与群众联系密切的本地干部。他在9月间主持召开全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时，选举出来的是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几乎全是本县的农民干部。

　　错误的肃“社党”运动，使大部分革命骨干被杀害。本地干部显得十分缺乏。邓小平只好加紧培训干部。九十月间，县委决定在县城“同善社”旧址举办一期干部培训班。

　　培训学员的膳、宿和教室、教材都已准备妥当，专管学员前来报到。等来等去大半天，前来报到的人却寥寥无几。邓小平深入一了解，才知道原来是许多人都被肃“社党”运动吓怕了，不敢再出来工作。

　　这是个严重问题。邓小平要求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领导深入各区乡进行思想动员。他自己也来到城市区南郊乡，亲自找小青年杨荣香谈话。

　　邓小平到瑞金工作不久，就与杨荣香相识了。这次办培训班，他热情动员杨荣香参加学习，小杨吱吱唔唔，半天没表态。邓小平问他有什么顾虑？小杨吞吞吐吐好一会儿，才说了出来，原来，他也是怕再搞什么肃“社党”一类的运动，连自己的性命也保不住。

　　邓小平耐心地对他说：以前肃反是有错误，现在已经纠正了，不要再有什么顾虑，要相信党，相信革命。杨荣香相信邓书记的话，愉快地打起背包来到了培训班。

　　培训班顺利开学，一共来了60多人。邓小平亲自给学员讲课，帮助大家提高革命觉悟和政策水平，传授工作经验。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瑞金的革命骨干。
平时，邓小平也非常关心干部的成长。

　　县苏维埃政府有位妇女委员会主任，叫罗志才，贫苦出身，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没有文化。李添富乱肃“社会民主党”时，把她也给抓起来了，差点被杀头。邓小平和金维映将她从狱中救了出来官复原职。罗志才后来回忆说：
　　“邓小平同志任职后，很关心干部队伍的成长。他经常指导我的工作。因为我没有文化、是他教我怎样去开好干部会议。有一次，我召开全县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会议，各区的妇女指导员（均为该会委员）都参加。会前，他教我怎样开好这次会议。会议期间，他亲自到会讲话，号召劳动妇女行动起来，团结起来，积极参加革命工作。他说，男同志能办得到的事，女同志也要办到。他还教我们妇女干部如何发动群众，做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怎样组织洗衣队、担架队等组织。

　　“小平同志除了在会上作宣传指导外，还经常教导我要学好政治，学好军事技术，亲自教我练习马刀、手枪。我很受感动，表示一定要听邓书记的话，做好工作。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我的革命干劲更大了。”

　　这是个缩影。在邓小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干部，何止罗志才一人？
　　邓小平知道，要稳定全县局势，发动群众参加苏维埃革命和建设，必须彻底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

　　瑞金县在1930年四五月农民暴动胜利后，一些红色区域曾经进行过一次分田，但很粗糙，不细致。分田后不久，反动势力反扑，农民得到的土地革命果实很快丢失。1931年2月2日，红十二军军长罗炳辉率部队攻占瑞金城，赶跑了靖卫团，重新恢复了全县红色政权。4月间，县苏维埃政府领导全县进行了第二次分田。这次分田工作进行得较好，较全面地贯彻了毛泽东为苏区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做到了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抽肥补瘦，逐块丈量，好差搭配；而且还划分了阶级成分，使阶级阵线更加清楚。

　　可是，李添富乱肃“社会民主党”，又将阶级阵线给搅乱了。全县人心浮动，许多贫苦农对得到的土地革命成果心存疑虑；有些地方还存在假分田现象，地主豪坤没有受到打击，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
邓小平对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早有所闻，认为完全正确，符合中国实际。他主政瑞金时，尽管王明“左”倾土地政策已经在苏区传达，但他并没有认真贯彻，而是宣布必须维护原先的分田成果。对少数没分田的地方，邓小平指示要发动贫苦农民迅速重新进行分配。他特别强调不能侵犯中农利益，也不要过分打击富农。这就让农民吃了定心丸。

　　农民群众拥护邓小平，可“左”倾领导者都不喜欢他。1932年3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项英主持日常工作）检查了瑞金的工作，作出了一个决议。决议中批评瑞金对王明“左”倾中央制定的《土地法》“执行不彻底”，指责瑞金没有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批评瑞金“甚至有的地方，富家还分得好田，或三分之一的好田，现在还未改正过来。”

　　“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这是王明“左”倾错误领导者当时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毛泽东是反对这个政策的。他曾说过：“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评邓小平不执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政策，从另一个方面证明，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坚决贯彻执行的。

　　为充分发动干部群众，巩固发展瑞金苏区，邓小平还十分注意加强党的宣传工作。1931年10月25日，他创办了中共瑞金县委机关报《瑞金红旗》。

　　这是一份石印二版五日刊，每逢5日和10日出版。他经常撰写文章在报纸发表，指导全县工作。11月27日红三军团攻下会昌县城后，他就撰写了一篇题为《惊人的好消息——红三军团攻下会昌》的评论，在《瑞金红旗》第7期发表，将这一胜利喜讯迅速告诉全县人民，号召全县工农群众乘胜前进，“向反动势力进攻得到更大的胜利”。

　　邓小平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艰苦深入的工作，使瑞金的革命形势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