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长汀已经得知：瑞金县苏维埃政府早在一年多以前已经成立。朱毛红军也曾多次在瑞金活动过。他想象，现时的瑞金，革命斗争一定像这八月流火热气腾腾。
可是，越过汀瑞边界的古城，越往前走，离瑞金越近，邓小平和金维映心中就越犯嘀咕：瑞金现在怎么啦？

　　他们看到：“立秋”已过，田野的稻谷早已黄熟，可在田间劳作的农民却很少看到，没有歌声，没有笑语，只有树上的知了在不停地聒噪，令人心烦。

　　他们由交通员带领走进村庄，向老百姓询问红军总部在哪里？县委县苏政府机关在哪里？没有一个人回答。问他们村里建了苏维埃吗？一个个摇头不语。

　　从长汀进入瑞金后，他们没有遇见过一个放哨的赤卫队员，也没有遇见过一名苏维埃的干部。

　　难道老苏区就像这个样子吗？邓小平脑子里的问号，一个连一个地出现。

　　邓小平还不知道：此时此刻，地处武夷山下、赣江源头的瑞金县，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李添富，正在大肃“社会民主党”滥杀无辜，全县城乡已经处在一片恐慌之中。

　　事情得从头说起。
　　肃“社会民主党”一事，源起于闽西苏区。

　　1930年下半年，由于受立三“左”倾错误的干扰和影响，闽西苏区的革命斗争受到严重挫折，冒险出击广东东江的红二十军的新红军十二军，连吃败仗，军心浮动。赤白交界区域的一些苏区群众，甚至出现“反水”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本不奇怪，只要纠正“左”倾错误领导，制定和执行符合实际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斗争策略，这些问题很快可以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此时临近的赣西南苏区正在大肃“AB团”；而党中央一次又一次地提出，在苏区内要严防“AB团”和“改组派”、“第三党”、“社会民主党”的捣乱和破坏。这就使闽粤赣边苏区党的领导人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闽西苏区革命斗争受挫，主要原因是“AB团”、“第三党”在捣乱。

　　无独有偶。1931年1月初，闽西新红十二军召开纪念国际共运领袖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的大会。卢、李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后，他们又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纪念大会上，一些缺乏共运知识的青年红军，呼喊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等口号。这本不为怪。但是中共闽粤赣特委和新红十二军的一些领导人，却大惊小怪，认为在闽西苏区存在一个叫“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派别。他们把闽西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都归咎于这个所谓的“社会民主党”。于是，立即在闽西苏区到处追查搜捕“社党分子”。

　　更为严重的是，负责肃“社党”的领导人，对被怀疑是“社党分子”者，严刑逼供。受刑的人经不住拷打，便乱供乱咬。这样，就像瘟疫传染一样，使所谓的“社党分子”越肃越多。4月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传达到闽西苏区。在王明“左”倾错误肃反政策导引下，闽西的肃“社党”运动更为混乱和严重。担任闽西苏维埃政府肃反委员会主任的林一株，刑讯逼供、乱捕乱杀“社党分子”，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整个闽西苏区被当作“社党分子”冤杀的多达6352人。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闽西苏区乱肃“社会民主党”，很快波及到邻近的瑞金苏区。

　　瑞金县虽为江西省辖，因与福建山水相连，历史渊源关系甚密，因此闽西党组织在1928年3月曾派出力量，帮助瑞金建立党的组织。瑞金党组织当时直接由中共长汀特支领导。1929年至1930年间，中共赣南特委曾多次派人到瑞金开展革命活动，与瑞金党组织建立了领导关系，并在1930年4月指导瑞金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攻占了瑞金城，建立了红二十四纵队等地方革命武装，成立了中共瑞金县委和瑞金县苏维埃政府。然而，红二十四纵队编入主力红军，瑞金地方革命武装被削弱。1930年冬瑞金的革命斗争遭受挫折。与赣南党领导机关的联系一度中断，而与闽西的中共闽粤赣边特委联系又密切起来。1931年3月，为加强对瑞金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闽粤赣边特委（后改为中共闽粤赣临时省委）派李添富到瑞金，担任中共县委书记。

　　李添富，原名兰鸿翔，是闽西上杭县人。他早年入黄埔军校汕头分校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运动开展后，他返回家乡从事革命斗争，1928年7月担任中共上杭县委组织部长，次年1月后任中共上杭县委书记，同年7月又被选为中共闽西特委执行委员、特委常委，特委宣传部长。1930年3月，他被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7月当选为中共闽西“二大”主席团成员。1931年2月到瑞金工作之前，曾任中共杭武县委书记。
从李添富的经历看，他是一名久经考验、斗争经验丰富的党的领导人。将他派往瑞金担任县委书记，可见闽粤赣边特委对瑞金工作的重视。

　　然而，李添富的思想却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是个“左”得出奇的人物。他奉命来瑞金工作之时，正是闽西苏区大肃“社会民主党”的时候。李添富笃信“社会民主党”的存在，十分赞赏林一株在肃“社党”时大搞刑讯逼供那一套做法。按他的思维逻辑，闽西各县都普遍存在“社党”组织，到处都是“社党分子”，难道与闽西仅一山之隔的瑞金县就没有？

　　他上任不久，就把闽西肃“社党”的瘟疫，带到了瑞金。

　　李添富亲自担任县肃反委员会主任。他将肃反委员会凌驾于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之上，对那些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的党员、干部，或者是对他那套“左”的做法表示不满的人，以及有某些错误或毛病的人，甚至两人说句悄悄话，尤其是一些有点文化的错误或毛病的人，甚至两人说句悄悄话，尤其是一些有点文化的党员、干部，通通指为“社党分子”，随意逮捕，严刑逼供，予以处决。据全国解放以后统计，当时瑞金全县以“社党分子”罪名被杀害的共有435人，其中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28人；区委、区苏维埃政府和乡一级的领导干部77人，县、区、乡、村一般干部273人。

　　这样乱肃“社会民主党”、滥杀无辜，瑞金城乡怎能不一片恐慌？

　　邓小平有个老熟人，叫霍步青，比邓小平先几个月到中央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巡视员。邓小平和金维映到瑞金时，霍步青也于8月7日和中共赣东特委机关一起来到瑞金县城。8月8日，他从瑞金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题为《三次战争形势及瑞金的状况》。他在报告中十分忧虑地说：“瑞金现已全县（除少部分）都成赤色区，但目前党及政权因打社会民主党打垮了，整个党团六百余人现究竟剩下几多人，简直不能考查出。现在只有县委三四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有了。这样的赤色不是亲在此间看见，说来也不会使人相信的。”

　　邓小平刚到，当然还不知道这些情况。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红一方面军总部。可总部在哪里？毛泽东、朱德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就连瑞金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也还没接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