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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是临时中央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是全国红军的最高领导和指挥机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革军委在扩大红军队伍、壮大革命武、保卫土地革命胜利果实、巩固苏维埃政权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印证了这一著名的论断。 瑞金呆坪的洋溪村。1931年10月至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驻此。  中革军委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诞生后，根据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决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命令，1931年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瑞金叶坪宣告成立。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即徐向前）、关向应、王盛荣等同志为中革军委委员，朱德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 朱德，字玉阶，四川仪陇人。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1909年加入同盟会，先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起义。1922年赴德国留学，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春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培养了一批革命军事骨干。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德参加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1928年4月，率起义军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并担任军长。1929年1月与毛泽东率领部队转战赣南闽西，历任红一军团总指挥，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他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红军连续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因此，朱德同志是中革军委主席的最佳人选。 军委主席的但子一上肩，朱德便碰到令他头痛的事情：当时，由于红军大多由地方武装发展而来，“游击主义”还很严重，存在组织上松散，机关分工不明确，作战自由行动，教育训练不到位等问题。 为此，中革军委先后设置了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参谋部，开始时设部长，部长为叶剑英，后改为总参谋长，由刘伯承但任；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总供给部，部长范树德；总动员武装部，部长杨岳彬，后为滕代远；总兵站，主任杨至诚；总卫生部，部长贺诚；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此外，还成立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萧劲光；抚恤委员会，主作贺诚；兵工厂，厂长吴汉杰；军事工业局、后方办事处、保卫局、印刷所等单位。健全了指挥机关，建立了系统的政治工作，加强了红军的政治、文化宣传教育，统一了红军编制，部队的纪律性、战斗力迅速提高。 1932年1月，中革军委总政治从中革军委中分离，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成为单独机构。1933年5月8日，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央人民委员会第41次常会决议“增加项英、博古同志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因朱德在前方作战，“以项英同志代理主席”。 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后，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又选举朱德为中革军委主席。这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日趋激烈，而许多仗都要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仗却越来越艰难了。朱德知道，么“围剿”与“扩红”已成当务之急。 突破国民党“围剿” 从1930年11月起至1932年6月，国民党对苏区连续发动了4次军事“围剿”，兵力从10万、20万、30万……逐渐递增，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战斗也一次比一次激烈。在第一次反“围剿”时，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运筹帷幄，在宁都小布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会场上副对联格外醒目：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 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里歼敌人。” 对联对仗工整，言简意赅，高度体现了红军的作战原则，概述了反“围剿”的战略思想。 龙冈是永丰县南端的一个小圩镇，红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围歼张辉瓒师的战斗。这一仗，生俘敌前总指挥、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以下9000余人，全军振奋。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面捉了张辉瓒。”以纪念第一次反“围剿”的首战胜利。 不久，国民党组织的第二次“围剿”又在红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下惨遭失败。蒋介石惊恐万状，再也坐不住了，自任总司令，亲自督战到江西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并发布《告全军将士书》，叫嚣要“剿灭赤匪”，发誓“幸而完此夙愿，当解甲归田”，否则要“舍命疆场”。 这次“围剿”，形势非常严峻。蒋介石调集了30万人马，以10万嫡系部队为主力，兵分三路，长驱直入，几乎占领了我中央苏区的全部县份，企图把红军围歼在赣江一带。 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苦战后，还来不及休整，便紧张投入于发动群众的工作，部队只有3万人。大敌当前，红军绕道寻战机，在兴国集结。其时，上官云相的47师和郝梦龄的54师已进驻富田，敌机已在头顶上盘旋。毛泽东、朱德根据敌人这次“围剿”的特点，分析上官云相、郝梦龄两师与第二次“围剿”时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一样，都是北方部队，战斗力不强。决定首先突破富田，然后由西向东，朝敌人的侧后横扫过去，使处于战略内线作战的红军，能够集中优势兵力，寻求战役的外线作战，把深入根据地的敌军主力置于无用武之地，待敌回师时，已身心皆疲，红军可乘势突袭敌人，从而粉碎敌人“围剿”根据作战方针。 毛泽东站在渡口的堤坝上，指挥来往摆渡的十几只小船，并不时回头看一看隐蔽在丛林中待渡的几万红军，一面和朱德总司令商付着下一步行动。11点过后，为了不让敌人先行一步，他自己留下来继续指挥渡河。 渡河时，战士们都很兴奋，虽然眼下正面临一场备战，但他们大都经历了前两次反“围剿”，谁也不把蒋军当回事。一走近渡口，战士们都把笑脸转向毛泽东，一边催促前面的战士，一边喊，“快上船罗！”“运输大队长等着我们去收容浮虏呢！”“着什么急呀！他既然来搞运输的，迟早会把东西送到咱们手哩！”上了船的战士笑答着。 毛泽东见到战士们嘲讽蒋介石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并就势向秧旁一年龄最小的战士总道：“蒋介石带来了30万人马，你不吗？” “有毛委员在，怕什么！”那个战士很干脆地回答，显然他不认识毛泽东。接着他又作了个鬼脸说：“实话告诉你吧！我就怕打了胜仗，拿不动缴获取的战利品呢。” 毛泽东一听笑出声来，高兴地说：“那你就在战斗中好好锻炼，多长些力气。” 红军巧妙地穿过了敌人的封锁，当夜经老营盘北上，接着，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打乱了敌人的部署，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蒋军仓猝转变战术，红军乘机追歼，方石岭一仗，“缴获了敌人有2000多匹马、骡子、骆驼的运输团，驮的都是枪炮弹药。”又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西南与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地域发展到江西的瑞金、会昌、寻乌、安远、信丰、于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和福建的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等21个县城，人口250万，红军人数也达到5万人。 当苏区人们还沉浸在当家作主的欢乐中时刚刚成立不解放后中革军委又成功地开展了兵运工作，策划了令国民党反动派震惊的宁都起义。原进功红军的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人在赵博生的率领下，全体加入红军，改编为第五军团，壮大了红军队伍。 随后，中央苏区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灵活地根据正确的作战原则和前三次反“围剿”经验，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了闽赣苏区，打通了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 1933年10月，蒋介石再次纠集军队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左”倾路线已经统治了中央，博古等人盲从李德的瞎指挥，凭着满屋子的简易地图指挥战斗，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第五次反“围剿”陷于失败。1934年10月，中央领导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不得不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夺取政权的枪杆子，在“左”倾军事教条者的舞弄下，不仅夺取不了政权，连已建立和发展的政权都保不住，枪杆子变成了烧火棍。 铁军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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