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在关押日军战俘的辽宁某战俘拘留所，难波博，原日军59师53旅团情报主任，面对中国政府的长期教育和政策感召，他深受感动，终于在8月的一天清晨走进了看守人员的房间，向中国政府彻底交代了自己在日军侵华期间，曾经参与日军在中国鲁西北地区，为尽快占领中国而制造的鲜为人知的瘟疫事情——

　　向往中国历史，谁知自己竟成情报人员
　　那还得从1937年难波博随侵华日军来到中国说起。
　　难波博，男，1918年出生于日本九州的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一位历史教员，为高中讲世界历史尤其是中国历史。他从小受父亲的熏陶，对中国辉煌的历史甚为向往，很希望以后有机会到中国去看一看自己早就耳熟能详的地方。1936年，日本帝国扩充军备，由于广泛和诱人的宣传，让难波博忍不住去报报了名。虽然父亲和母亲极力反对，但他还是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驶向自己向往已久的中国，难波博很是兴奋。经过两天两夜的颠簸，到达了中国旅顺港。在经过一些必备的培训和训练后，由于难波博的文化功底和对中国历史与地理的熟悉，他被日军征作情报员，负责收集中国军队和平民的一些状况，以此为日军展开进攻提供准备。次年，日军对华的侵略战争开始。他所在的日军59师团53旅团奉命入关，从此就在华北尤其是鲁西北一带活动。
　　很快，战争进行到了第五个年头，由于日军偷袭珍珠港，导致美国参加战争；在欧洲，德国撕毁和苏联的协议，使得苏联也参战。从此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得以成立，邪恶的轴心国——德、意、日的末日就来临了。由于兵员缺乏、资源短缺等方面的因素，日军决定在中国再次实施细菌战，以尽快占领中国，避免两线甚至三线作战。在成功地作了四次鼠疫战（即1939年在中苏蒙边境的诺门坎细菌战；1940年在浙江鄞县、衢县、金华的鼠疫虞；1941年在湖南常德的鼠疫虎；1942年在内蒙临河、五原的鼠疫战0后，日军又决定实验“霍乱作战”。

　　难波博面对看守所工作人员开始了痛苦的回忆——
　　难波博：我们情报小组一直关注鲁西北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因为这里原先为黄泛区，人口稠密，是重要的粮产区。尤其重要的是，这里有国民党的山东第四（临清）和（聊城）行政督察专区；还是抗日游击队主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如冀鲁豫边东，冀南以及晋冀鲁豫根据地。另外，此地盛产煤、铁、铝矾土、油母页岩等战略物资也要从被称为日军生命线的津铁路运送到满州和日本。因此，此地的战略价值非常大。但山东的抗日军民始终给日军极大的威胁。因此，日军华北方面军统帅部决定找时机发动一次细菌战，以缓解日军的压力。第一，可以大量杀害中国的抗日军民，彻底摧毁冀鲁豫边区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第二，可以检验日军大部队在霍乱盛发区行军和作战的防疫力、持久力，用他们细菌战的术语说，是进行“抵制实验。”第三，调查中国军民被杀害的详细情况，检验大模霍乱战杀伤能力，为以后和苏联、美国作战时使用生物武器作演习和准备。
　　日军为准备这次“霍乱作战”，也作了较长时间的准备，可以说是规模浩大，部署周密、准备充分，而且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关东军731部队队长、日本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中将，华北方面军1855部队西村英二少将和第12军司令官内山英太郎 中将亲自部署，59师团师长细川康中将具体指挥。之所以选择鲁西北地区，除了以上原因外，还因1943年进入夏委后，连续干旱几年的鲁西北突然连降暴雨。而流经此的运输，对日军的重要军事基地德州的安全也有很大的威胁。不过，如果卫河决堤，则洪水流向地势低洼的西岸，这样，既能够保住津浦铁路，又能够保住德州。而且，利用泛滥的洪水，可以迅速传播霍乱，而不被引起怀疑。人们会认为这是天灾而绝对不会想到是人祸。另外，还可以以水代兵，把西岸的根据地淹没。此时，只要再辅以大规模军队的围剿，取得局部的辉煌是唾手可得的。

　　制造霍乱，罪恶累累
　　经过难波博等许多情报人员的工作，日军迅速做好了一切准备。并且把作战区域写为濮县、范县、观城、朝城、阳谷、莘县、堂邑、聊城，作为部队除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外，还有华北方面军航空部队、蒙疆坦在部队、保定陆军医院等；第12军1875部队，军直辖汽车联队，第32师团一部，第59师团3005人。这些部队参加的是所谓的“十八秋作战”。为了加大打击力度，第12军决定调集3万兵力，对冀鲁豫各区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难波博交待说——
　　难波博：我的朋友林茂美——日军59师团2350部队制造细菌的曹长告诉我：1943年8月下旬，他们在山东省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细菌是由他交给44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在日军航空兵、步骑兵的帮助下散布的。仅在他所在地区，就知道有25291名平民死亡。而总的死亡数字在当时是绝密的，他也不知道。
　　然后，59师团团长细川中康命令53旅44大队决卫河堤放水。44大队大队长广濑善利决定分路决堤。8月27日，广濑率驻临清县城的第5中队、机关枪中队各一个小队计60人，抵达县城附近的小焦家庄卫河西岸。第5队队长中村隆次、机关枪中队队长久保川助作、重机枪小队队长小岛隆男等7人负责决堤，其他人分散警戒。当附近的村民赶来哀求不要决堤时，均被警戒日军用铁锹砍翻。很快，河堤就被决决出一段口子，汹涌的河水倾泻而下，咆哮着向前奔涌……。根据事后日军44大队调查，此次决堤，使得960平方公里以上的地区浸水，约40万吨以上的农作物和9.6万公顷以上的耕地遭到破坏，约6000户以上的中国人房屋倒塌。因霍乱菌而死，或因为水灾、饥饿和被杀害等其他原因死亡的中国和平居民达32300人以上。

　　变本加厉，殃及无辜
　　难波博：此后，日军44大队第3中队队长篷尾又一率部将临清县尖家镇附近的卫河北堤决开，结果使临清河西地区的曲周、丘县、威县、清河四县共约900平方公里的土地淹没，受灾居民45万人，因霍乱、水淹、饥饿而死亡的人数有22500人。这是我亲眼所见的。而且，大水袭击了馆陶、临清、曲周、丘县、武城、威县、清河等7个县，使100万无辜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而第2中队队长福田武志于8月29日率小队长岩田和夫等30人，由驻地南馆陶出发，抵达南馆陶以北5 公里的拐弯处，将卫河北堤决开4米长的口子，大水淹没陆馆陶方向长16 公里、宽4公里的地方，有48800多名老百姓罹难，其中因霍乱、水淹、饥饿死亡4500多人。除了上述地区外，日军还将临清大桥附近的卫河堤决溃，结果受害面积960平方公里，受害居民约有70万人，其中由于水灾而死亡的居民约3万人。这些数字都是由44大队去调查的，而我作为当时的情报处主任也乘飞机去很多地方视察过。
　　这样，经过日军陆空撒放和卫河决堤放水扩散，霍乱菌在鲁西北18县及冀南大名、曲周、永年、鸡泽、威县、清河等县迅速蔓延。凡是患者，则剧烈呕吐、排泄，排出的大便成米汤状，严重脱水，骨瘦如柴，衰弱至极，几天后即死去。由于传染迅速，而此地又缺医少药，只要一人染上，全家甚至四邻都难以幸免。老百姓只有大批大批地坐以待毙，没有任何办法。而向别的地方“跑反，”只会加快霍乱的传播。况且，他们也没有力气“跑反”了。
　　此时，第12军的3万大军向此地扑来，一是攻击八路军和少量抗日的国民党地方武装，二是攻击居民村落，迫使他们“跑反”，以进一步扩散霍乱菌，更多地杀害中国人。而调查中国人被霍乱菌杀害情况，进行“自身抵制”实验的小分队也分派到各地，展开调查和实验。另外，一些驻军则出动抢掠粮食、棉花及其它战略物资。而林茂美等人则奉命到霍乱发病区去采样调查，以进一步检查此种霍乱菌的危害效果。因此，日军此次的行动还“师出有名”：鲁西北的中国人患了传染病霍乱，大日本皇军要帮助中国人扑灭霍乱，拯救他们。
　　难波博：因为有这些有利条件，日军的大规模扫荡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冀鲁豫第五军分区司令朱程、晋冀鲁豫边区第22专署专员袁复荣、冀南第七地委书记兼第七军分区政委萧永智、冀南四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袁鸿化等大批人员在扫荡中牺牲。进入10月下旬，由于日军中也有不少人感染霍乱，并出现死亡，于是，冈村宁次和石井四郎下令停止“十八秋作战”和第12军秋委大“扫荡”。这样，持续两个月的细菌战就结束了。

　　天理难容，罪行滔天
　　难波博：事后，为了隐瞒罪行，细川中康、江田稔、广濑三郎签发了一份《关于霍乱停止发生的报告》。报告中，声称战役结束为“霍乱停止”；把发病原因说成是从中国人那里感染的；把撒放细菌、进行细菌战说成是“防疫”；还有，由于日军进行及时、正确的指导和采取措施，致使霍乱及早地被扑灭等。另外，日军第21军医部于1943年11月上旬在济南召开“鲁西霍乱原因讨论会”，川岛清等与会。他们宣称霍乱发生的原因，一是由于当时在厦门和香港流行霍乱，从南方传来此地；二是因霍乱菌可以越冬，原来此地就有霍乱菌。所以，日军无论在事先的准备，还是在善后，都极力掩盖自己发动细菌战的罪责，想以此来逃税国际与论的谴责。而且鉴于此次行动的成功，日军后来还想在山东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细菌战，但当它还在酝酿阶段的时候，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后来，此次细菌战中的主要分子或在战场上就已经被击毙，或被捕。有些人已经交代了部分此次细菌战的情况。而我作为当时的情报处主任，得以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这件事情的方方面面。在战俘拘留所的这段日子里，你们如此地善待我们，使得我每当受不了了，于是，我想向你们主动交代出来。希望你们能够重视鲁西北地区，做好进一步的处理工作，以免有后遗症的存在。而我也可以在良心上得到一点安慰。
　　当年由于年轻易冲动，受到一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蛊惑，加入了法西斯侵略中国的队伍中。我犯下了许多罪孽，这是铁的事实。不是我狡辩就能够逃脱的，我认为只有面对现实，才能够得到你们的原谅，也才能的报答你们对我在拘留所里的再造之思。历史的真相是任何人都掩盖不掉的，作为一名日本军人，我现在所能够做的，除了提供当时的材料，进一步地迁悔外，就是希望以后一旦能够回国，向日本人民说明白我们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以免后代人忘记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另外，我还要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交往做出自己的努力。

（摘自《党史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