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大会”

　　1934年1月2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在沙洲坝中央政府大礼堂召开，会场上人声鼎沸，上千人鱼贯而入。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还有众多的人参加旁听。

　　清晨6时，沙洲坝响起几声炮声，居民们并没有惊慌失措。因为苏维埃政府早就贴了布告，说明那是为了庆贺“二苏大会”而放的礼炮。

　　沙洲坝鹅公岽脚下的一片空地成了临时的阅兵场。临时搭建的检阅台上，站着博古、周恩来、项英、朱德、毛泽东等人。阅兵式上最神气的是红军大学的学员，穿着崭新的斜纹紧袖列宁装和马裤，8个人一排，在校长兼政委的何长工的带领下，齐刷刷地走过检阅台。这时，何长工一声嘹亮“向右看”，学员们的头却全部向左扭去，目光投向检阅台上的首长们。此时 博古才发觉检阅台建造时选取错了方向，部队不应“向右看”，应该向“向左看”才对。

　　彭杨步兵学校的学员们也很威武，他们头戴清一色的钢盔，在晨光中闪闪发亮。那些钢盔，全是从国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

　　中央大礼堂大门口正上方，贴着一排黄色大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黄亚光书写的。黄亚光是在台湾读书毕业后，来到厦门，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得一手好字，为毛泽东刻印过文件。此时他在文书科工作，布置会场就由他负责。

　　大礼堂内挂起了十来盏汽灯，显得颇有气派。主席台上挂着马克思、列宁黑色石印像和镰刀锤子旗。台上放了几张小学生的课桌，算是讲台。每位代表都领到两本油印小册子，是用当地毛边纸印的，封面上画着五角星和镰刀斧头。那是毛泽东写的《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乡苏工作模范（二）--才溪乡》两本调查报告。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国徽、国旗、军旗设计稿。国徽呈地球形，上面交叉着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国旗则是红色底色，加国徽于其上。
　　会议开了十多天。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原先由毛泽东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则由张闻天担任。

　　那时，毛泽东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张闻天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在“左”倾路线影响下，曾几度批叛过毛泽东，批判过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此时，博古等人让张闻天出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目的在于架空毛泽东。

　　但是，张闻天是个作风正派的人。在实际工作中，他逐步认识到毛泽东的观点、方法适合中国国情，而“左”倾路线则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它的错误。于是，张闻天很快便从错误的营垒中分化出来，向毛泽东靠拢，致力于搞好人民政府的各项工作。

　　即使遭到排挤，毛泽东还是从大局出发，尽量减少“左”倾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在“二苏大会”上，毛泽东先是作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关于经济政策的部分，即现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几天后，毛泽东又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即现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

　　中央人民委员会根据党和苏维埃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其领导、决策职能。三年间共召开了49次常会，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发布了一系列的条例决议。其工作效率之高，即使今天也让人惊叹。
　　例如1932年1月27日召开的人民委员会第五次常会，一天时间，议决了13项重大问题：
　　（1） 通过了执行优待红军训令；
　　（2） 通过红军选举细则；
　　（3） 通过补充和修改过去选举细则的训令；
　　（4） 通过政治保卫组织纲要；
　　（5） 通过借贷条例；
　　（6） 通过军事裁判的暂行组织条例；
　　（7） 通过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印信式样的通告令；
　　（8） 议决改“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名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部政治部”；
　　（9） 批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土地细则决议案；
　　（10）议决对于粮食问题由中央马上发一通令；
　　（11）议决巡视瑞金工作，并由主席起草巡视工作计划；
　　（12）议决调方维夏为教育委员会委员，所缺总务厅长一职由刘开担任。
　　（13）议决在目前内务人民委员会周以栗因病请假期间其人民委员职务由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兼任。

　　最后一次常会（即49次常会）于1933年9月15日召开。此后中央苏区全力对付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没有再召开过常会。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决议都是直接通过《红色中华》发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