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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金临时中央政府下设的中央出版局，在条件艰苦、文化落后的苏维埃区域内出版、发行了大量的党政、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建设等方面的报刊、书籍，为宣传革命、活跃民众生活、融洽干群鱼水关系、巩固苏维埃政权起了重要作用。

　　　　　　　　　　　　　　　　　　　　　　　　　　　　　　　　　　瑞金叶坪的《红色中华》新闻台旧址
政治宣传的阵地

　　1931年11月，中共中央为了反“围剿”战争和巩固苏维埃红色根据地，调动工农力量，决定加强中央苏区的宣传力度。出版发行是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创建苏区出版事业被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1931年12月，中央出版局在叶坪正式成立点设在“一苏大会”会址右侧的正太厅下。里面有7个房间和一个大厅，内设出版科、编审科、总发行部、财务室等机构。

　　开始，中央出版局局长由朱荣生担任。为了保证苏维埃根据地在出版、发行方面的质量的检查，以及出版发行的统一管理，党和政府选调了一批工作人员。这些人员通过培训，较快地适应了工作，并在出版事业中起到了骨干作用。在中央政府指导下，中央出版局积极开展各项日常工作，编审科除审定各部门申报出版的书籍外，还经常自己编辑出版书书籍。如出版《农民问题》、《布尔什维克的三十年》、《论清光》、《正治经济学》等著作。其他各种专业书籍出版，中央出版局主要是负管理之责。朱荣生局长日夜工作，通过大量调查，初步摸清了中央区出版情况，杜绝了过去乱出版、低质量出版等一些混乱现象。　

　　1932年上半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党、政、军及群众团体的中央机关以及省县级机半均普遍创办了自己的报刊，设立了各种新闻出版、印刷、发行机构和其他配套措施，为苏区的文化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1932年7月14日，朱荣生奉命调离出版局，由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委员张人亚接任中央出版局局长兼总发行部部长，并代理中央印刷局局长一职。张人亚任职后，更加努力地做好苏区的出版工作，出版了大量报刊书籍，其中一些书籍具有较强的宣传效果，激发了苏区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参军、参战、流汗、流血，为保卫苏维埃献身热情。在张人亚的领导下，苏区的出版业充满了生机。不幸的是，1932年12月1日，张人亚由瑞金前往条洒检查工作时，因中途患病，抢救无效而病逝，时年32岁。中央政府为了纪念这位为党和国家作出重大贡献的年青同志，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追掉张人亚同志》的文章：“对于革命工作最坚决的，刻苦耐劳的……因为他努力工作，为革命而坚决斗争，使他身体衰弱，以至最后病死了。这是我们革命的损失，失掉了一个勇敢、最坚决的革命战士。” 发行网成绩斐然

　　毛泽东同志曾在“二苏大会”上说：“苏区群众文化运动的迅速发展，我们看报纸的发行也可以知道，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纸34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0.3万位增到4万～5万份以上，《青年实话》发行2.8万份，《斗争》只在江西苏区每期至少要销2.71万份，《红星》1.73万份，证明群众文化水平是迅速提高。”据不完全统计，中央苏区时期出版的各类书籍总数达400多种，各类报刊达130余种，出版事业空前繁荣。

　　1932年3月16日，《红色中华》发行科刊登启事，“本科为扩大营业起见，改称为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所有以前一切报资未交清者，请见报即日算清寄交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负责人朱荣生同志查收为盼！”1932年4月起，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成为中央苏区发行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管理苏区报刊的发行、书报的定价以及书报的推销代派工作。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的建立，使中央出版事业走了计划出版，统一发行的阶段。

　　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为中央苏区出版发行了各种的报刊书籍。最早利用中央总发行部名义出版发行的有《三个国际》、《为列宁主义化而斗争》、《邮政章程》、《中国地图》、《世界地图》、《毒瓦斯防御法》等书籍，新书的出版一般出由中央总发行部推销发行，并通过《红色中华》刊登新书出版消息。这些新书的出版为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积累了财富。

　　中央出版局总发行部为了推动苏区的发行工作，实行了快报的推销代派方法，规定了推销手续费，对卖不完的报纸如《红色中华》可在两星期内付邮费从邮局寄回发行部。为了对收费的统一管理，“总发行部寄来的书报费应凭发行部的收据为结账依据，”并且，《国家与革命》等书的背页上注册了各省书店为代售处。这些发行措施的出台，使苏区发行业蒸蒸日上。

　　1933年以后，中央总发行部从出版局内分离出来，由中共中央局管理，改称为中央局发行部。 印刷厂艰苦创业
中央出版局的附属机关中央印刷厂也在出版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央印刷厂1931年11月在叶坪村附近的陂坞村成立，厂长是吉家人，名叫陈祥生，副厂长场其鑫，共青团书记杨尚奎（兴国人），工会主任曾庆锡（兴国人），当时全厂共有干部职100多人。印刷厂机构齐全，设材料科、总务处、铅印部、石印部、排字部、编辑部、刻字部、裁衣部、装订部、铸字部。厂里机器设备简陋，铅印部机器有5部（其中有4部旧机器），主要印刷《红色中华》、《斗争》、《苏区工人》等报刊和查田运动书籍及抗日传单等。

　　印刷厂里工人生活也较为艰苦，但都能自觉遵守厂规。工人分两班制，每班工作8个小时，加班不发加班费用；星期天以4个小时为一天，每逢节日发津贴费，用于集体伙食加餐。工人有劳动保险，每人每月交保险费5分，病号吃药免费。正式工人每年发围裙、袖套和肥皂，学徒工每年由厂发3套衣服。厂里还在严格的规章制度。

　　印刷厂为了创造一流的工作，在条件艰苦、设备简陋的情况下，经常举办各种劳动竞赛，经过大家的评比后，选出模范工人。但是模范工人不发奖金，发帽子或衣服等日常生活用品，并且绣上“模范工人”字样，以示鼓励。在竞赛激动下，中央印刷的刊物速度又快，质量又好。

　　1933年5月17日，《红色中华》发表了《中央印刷厂工友的积极》一文，表扬“中央印刷厂的工友平常对于参加革命战争，提高国家生产是非常积极的”。“每天提前上班，想方设法增产节约”。工人高涨的积极性和高度的责任心，大大促进了出版事业的发展。

　　中央出版局的工作在苏区的文化领域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