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还要再深入下去如果中层、下层的干部能够尽快接受这些新观念、新思路，那江西就真正有希望了！

　　陈国梁：
　　赣南地区，几十年来从中央到省里没有搞过一个超过一亿元的投资项目，但从1987年开始给政策，成了江西省改革开放的试验区。从那时开始，赣南有改革开放的意识了。这个意识，一直延续下来。现在大家都认为赣南的干部群众，特别是干部，思想解放的程度要比江西其他地方高上一个台阶，这的确是事实。我也到过几个地方接触过一些干部，感觉这个差距比较明显。就说现在，孟书记到赣南召开座谈会，赣南各县县委书记大胆地把自己平时所想的，对省里发展有哪些意见、建议，畅所欲言，全部讲出来，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江西要改革开放，省里各委办厅局要先开放，现在的“中梗阻”现象很严重，举个例子：赣粤高速公路赣州到定南段是全线最重要的路段，省有关部门却把它排到2008年，为什么？每一段都要由它自己来做，不让下面招商引资。去年底赣州人大代表强烈提出反对，省里就把这个交给赣南自己搞了。我们80天就把这个项目批下来了现在已经在招标，准备动工了。举这个例子就是说要打破“中梗阻”。
　　我感觉解放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还要再深入下去。如果中层、下层的干部能够尽快接受这些新观念、新思路，那江西就真正有希望了！在发达地区，很多新的经验与创造都是从下面来，由基层做起。在江西，下面的一些领导，包括一些市、县领导，乡镇干部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还是习惯跟着领导走，而且是被动地跟，不是主动地跟。如果市、县的干部能主动地跟，那江西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同样是搞招商外资，有的县就很迟钝、很麻木，我们想帮它一把都帮不上。有的县就非常主动，你带了一个投资公司的经理去，县里领导马上安排接待洽谈，精心准备好项目资料，介绍县情。人家公司经理对这种工作状态很欣赏，对这个县的投资热情也很高，这个差距就很明显。江西的发展主要还得靠自己的干部，靠自己的老百姓！外因只能帮一把，内因才是根本。　　
　　 中国“近亲繁殖”的问题很严重。像中国所有的海关关长、副关长、关务监督统统是上海、大连两所海关学校毕业的，所以他们要找同学关系绝对拉得上，江西也有这个问题，江西这些年党政机关里大多是南昌大学、江西师大毕业的，大家都是同学。

　　桂伟：
　　在江西有一个老的名牌产品如何开发利用的问题。像景德镇的瓷器现在是明显不行了。它的含铅量高还是次要的问题，主要是它的外表不行，釉的表面光洁度不过关。景德镇的碗洗都洗不干净。现在湖南醴陵出的毛氏瓷器，叫主席用瓷，人家专门从日本、欧洲引进先进的生产线进行生产。它那里产的一套50几头的碗，在上海市场上要卖到1000多块钱，最好的卖到2000多，而景德镇的一套几十块钱都卖不掉，什么原因呢？这里面的问题很值得去研究。
　　江西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辉煌，出过很多人才。但现在人才缺乏，很多人都跑出去了。关于引进人才的问题，我有一个建议。孟建柱书记在上海当副书记的时候有过一个举措，他把上海的干部派到江西去兼职，一方面是锻炼上海的干部，另一方面也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我建议派到江西去的干部要不拘一格，不一定局限于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员，上海的企业也可以派些人去。比如李功伟是一个董事长，也可以到南昌当一段时间的兼职副市长，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或者到江西某个大公司当带有实权的顾问，这样就可以打破一个格局。中国“近亲繁殖”的问题很严重。像中国所有的海关关长、副关长、关务监督统统是上海、大连两所海关学校毕业的，所以他们要找同学关系绝对拉得上，江西也有这个问题，江西这些年党政机关里大多是南昌大学、江西师大毕业的，大家都是同学。而采取交流的办法就可以搞“杂交”，就像袁隆平那样搞“水稻杂交”。
　　关键的问题是上海的各级领导都有魄力，善于动作资金。上海人讲“要用空麻袋背米”，空麻袋要背出米来，用很少的资金或者其他什么形式，甚至于政府背债来进行动作。1929年美国经济大危机，当时经济已经崩溃了，罗斯福总统就是让政府背债，大量制造就业机会，如：建造高速公路，由政府欠钱，先把路造起来，大量的就业机会产生了，经济就复苏了。中国现在当然也欠了很多，但只要在风险指数以内就没问题，是正常的。江西能不能欠呢？这就需要省里和中央谈好一个条件。另外省内也要调动一点力量出来。现在银行都要抵押，你们把能抵押的东西都抵给银行，把资金调出来动作。手头有这么多东西，能卖的就卖掉，卖出钱来就好办。不这样动作，怎么能把经济振兴起来？
　　江西现在有一个好处，虽然发展相对滞后一些，但资源的优势还比较明显，下一步跳跃式的发展应该站在更高的起点上。
　　整个赣南历届大专以上毕业的学生，没有很好分配工作的有2000多人，这是一种浪费！为什么不可以让到他到乡里去，搞一个乡或者搞一个镇。

　　李功伟：
　　听说南昌现在的环境、卫生整治得不错。南昌到处都在折旧建新，说孟建柱在"猛建筑"。市容也干净漂亮了，这是件好事！你说一个人生活在破烂狭窄的环境里，能有什么好心情进行工作？更不用说激情和积极性。一个城市美丽了，人家看在眼里，第一印象就会产生感情。我对江西新一轮的改革之潮寄予了厚望，它肯定会给老百姓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带来变化，极大地提高生活质量。
　　我有几个建议，现在江西上下有了改革开放的迫切愿望，也能够接受外面的新鲜事物，但有一条，一定要立足于自己的突破。自己的突破在哪里？一是不要等，天上不会掉馅饼；二是不能向任何人伸手，或者拿来就行了，这个观念要改变。第二个建议，为什么江西搞了这么多年招商引资，效果出不来？这与某种急功近利的做法有很大关系。我这一届拉了多少项目进来，多少资金进来，我这一届的任务完成了，那我的政绩就在那里了。至于这个项目进行得好与坏，是不是出了成果，对不起，我调走了，或者升迁了，就不再管了，你下一任的在这里呆着，你去负责吧。所以这种招商引资不是下功夫去确确实实改善投资环境，改善经济结构，而是抱着要政绩的目的。要政绩干什么，还不是为上楼梯的时候有本钱。这种事情切记切记不能再犯。第三个建议，现在江西缺人才，缺管理人才，缺高素质的劳动力。留不住人，跟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上次我跟赣南的同志聊天，我说为什么赣南出来的学生都不愿意回去，他说回去也是浪费。大概整个赣南历届大专以上毕业的学生，没有很好分配工作的有2000多人，这是一种浪费！为什么不可以让到他到乡里去，搞一个乡或者搞一个镇，我想没有什么不可以用。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干，天塌不下来。没有哪个人学成回来，回报故乡是想把事情干坏的。经验不足，上面可以扶持一段。如果有好的成才环境，树一个楷模在那里，人家就会动心。第四个建议，红土地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有很辉煌的历史，但是也留下了很多不堪言语的东西。有些地方，“左”的观念还是很强。这个根上的东西对江西的发展是有影响的，虽然人事制度、干部路线等等都有一些不合时宜的地方，但是从本质上来讲，还是这个根上的东西最能表现人的劣根性：到底是擅长谋事还是擅长谋人。不管你谋人，还是被谋的人，从历史角度来讲都是很可悲，很可惜的，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会起相当大的破坏作用。在一个恶劣的环境里，你即使谋到了人，也没有什么大的名堂。谋人的结果就是事情办不成，生存与发展越来越困难，导致更变本加厉地谋人。为什么江西改革开放那么多年来，没有牢牢地抓住机遇，我看跟这方面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作为局外人来看，也看得很清楚，因为通过来来往往，方方面面、各层次的人我们都接触过。一定要把这劣根性的东西除掉，一定要把思路扭转到怎样发展上，怎么样确确实实地改善人民现有的生活和生存状况，把本地的经济搞上去。
　　上海绿地集团的老总和我是朋友，他现在常常一个星期飞一次南昌。他告诉我：绿地集团这次到南昌投资，感觉干部的素质比过去有一点进步。原来那里的干部做事，总是讲一个样，做却另外一个样。现在发现，一是干部本身的素质起了变化，二是这个投资的项目逼着或带着他们要跟上这个节奏，干部的工作作风有了进步，办事的速度、办事的积极性、做事的条理性、思想观念认识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江西复兴的希望就在于各级干部怎么做工作，怎么把自己手中有限的权力、财力、精力放在促进江西经济发展上来。

　　胡平：
　　1990年春天，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在各种场合强调一个要求：上海必须防止人才的“近亲繁殖”和“地方化”弊端，尽可能多地招收和安排外地籍的大学毕业生在沪工作。在他的直接过问下，当年秋季，首批2600余名非上海籍的大学毕业生手持报道证陆续进入上海有关单位工作。仅仅为这些毕业生找住处，就让那些接受单位大伤脑筋，最后许多单位只得腾出办公室或招待所暂时安置。

听陈国梁如数家珍般道出的故事

　　每天都要通肛门，开始拿不锈钢筷子通，然后再大一点再大一点点，从6毫米要通到18毫米。
　　老知青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我这里说三件事。第一件是老知青张其国、汤建华夫妻，他们都没有什么文化，家里条件也比较困难，但就是凭着一片爱心，把一个山里娃的病治好了。他们插队时的老房东的孙子小房春生下来没有肛门，在当地开刀越开越坏。这个孩子长到13岁，一直粪便满身，十分痛苦，小朋友没有人愿意跟他接近。老房东知道这对知青回赣南看望过大家，向他们求助，想送小房春到上海治病。张其国夫妇当时跟10个知青凑了8000元钱，找了上海最好的医院帮孩子动手术。治疗期间，吃住在他们家。经过手术，为小房春做了一条很细的肛门，为了防止愈合，每天都要通肛门，开始拿不锈钢筷子通，然后再大一点，再大一点点，从6毫米要通到18毫米。汤建华每天都要帮他通两次，这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事，她一通就是300多天。张其国每个星期一还带这个小朋友到医院去扩尿道。其实，他们自己也很困难，住房只有6.5平方米，一间小房子一家人挤在里面，儿子又念初三准备考高中，而通肛门时孩子会痛得哇哇叫，但是他们的儿子也没有怨言。这样对学习总是有影响的，结果考高中的时候少了3分，没有考上。我去看张其国一家时，他老婆急得耳朵都要聋掉了，我问明情况后，马上向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许德明汇报，他也是下放在江西湖口的老知青，对江西感情挺深的。他一听，这家人是大好人呀！立刻与有关部门协“急办”。现在，张其国的儿子上了高中一家人都很高兴，我说这是好人有好报！
　　妈妈当年16岁背着行李从大上海到崇义山区去插队落户，现在又领着16岁的女儿到上海，患了重病无钱医治……
　　第二件就是抢救老知青柯斌的女儿。妈妈是老知青，爸爸是赣州人，朱慧是赣沪联姻的结晶。当她16岁刚刚上高二的时候，发现颈部有一个肿块，在赣州看时说是发炎，没关系。她妈妈不放心，又带她到上海肿瘤医院看，一查是恶性母细胞淋巴瘤，说要赶快住院。第一笔住院费要2.5万元，可她只带来了2500元。他们夫妻俩都是赣南机械厂的职工。厂子当时快要破产了，没有工资发，下岗工人每人每月60元钱。女儿的重病再加上付不起昂贵的住院费，使他们夫妻俩精神恍惚，从肿瘤医院出来险些被汽车撞到，人家都以为他们发神经了。怎么办呢？他们就找到了我们。老知青们特别是上海市民政局施德容局长非常关心，他说这么重的病费用不得了，光靠老知青的力量，恐怕还解决不了问题，请《新民晚报》“慈善热线”专栏的记者去采访。记者采访以后发了一篇报道，叫《一个老知青的伤心泪》，开篇就说“妈妈当年16岁背着行李从大上海到崇义山区去插队落户，现在又领着16岁的女儿到上海，患了重病无钱医治……”结果3天时间里，社会各界捐款16万多元，其中以老知青居多，当中有一位是从澳洲回来探亲的，送了5万元钱到慈善基金会，说捐给这孩子治病，别人请他留下名字，他不肯，只说了句我也是"老知青"。台湾的许亚鹏先生得知这事后，要将他们大汉灵芝有限公司的产品长期免费供给朱慧吃，说是对治疗癌症有好处。另外，为了表示他的诚意，还把她妈妈吸收到公司工作，现在当了办公室主任，每月有2000元钱的收入。有了钱以后采取比较先进的方法，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治疗，治疗效果还是不错的。家里人以为她的病情好了，准备让她再读高中考大学，我们想办法把她转到上海闸北八中念书，户口也转过来了。她喜欢画画，家人又让她星期六、星期天骑自行车去学画画，结果人太累，病又复发了。复发了又马上控制，再治疗，吃中药。这时只好放弃读大学的念头，用画画来陶冶心情，画画得越来越好，还在上海得了奖。朱慧出院以后就改名叫“朱清”，她认为她的命是知青救的，所以取这个名字，与上海方言“知青”正好同音。她还打算给每位知青送一幅画，但不幸的是她感染了，在一个星期六的清晨走了……
　　原来这种病3个月就会走的，但这孩子坚持了两年。她走的时候说，她这几年活得很幸福，她没有什么报答社会，请妈妈把她画的50多幅画义卖掉，卖来的钱去救助那些和她一样患癌症，且家庭困难的小朋友。她走了，我们都很难过。在送别仪式上，她妈妈哭得像一个泪人，很多老知青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包括解放军、武警部队的干部战士都来参加这个仪式。在那两年中，不仅是知青，整个上海社会都对她很关怀。每个月都有人去看望她。所以我们劝柯斌说，她这样走了，你也可以感到欣慰了。两个月后，柯斌恢复过来了，搞了一个义卖画展，义卖卖了8.6万元钱。这些钱大部分捐给了12位患癌症的小朋友。
　　爸爸因脑溢血突然去世。靠奶奶200元退休费无法供她读书。她就写了一封信向赣州市领导求助。
　　第三件是关于失学大学生的事。胡雪莲是赣州籍的大学生，父母离婚后，跟奶奶一起生活。她爸爸以前在赣州针织内衣厂工作，工厂破产以后下岗了，靠做小点心谋生，供她念大学，在上海音乐学院读书。这个姑娘曾在世界儿童歌唱会上代表中国比赛获过奖，后来到部队参军进了音乐学院读书，结果爸爸因脑溢血突然去世。靠奶奶200远退休费无法供她读书。她就写了一封信向赣州市领导求助。张海如书记知道了很关心，他说要想办法帮助这个女孩，他个人出了几百块钱，又请市委秘书长想办法。秘书长找到民政部门，但民政部门研究后只能一次性补助她300元。因为这种情况赣州市很多，政府也实在没办法。她奶奶又找到团市委。团市委马上告诉了我。我找几个老知青商量一下，大家当即同意先凑1万元钱给她。后来，我们得知鑫达（香港）慈善基金会有一项专门帮助大学生的基金，就把她的名字加进去了，给了她3000元钱救助费，这个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胡平：
　　在如数家珍般地倒出那么多赣南老知青对那片红土地的牵挂与关爱后，陈国梁很少说自己。其实，没有这位将自己大半辈子交给了江西的上海汉子，这一串串动人的故事，很可能就不会发生，或者发生了也如断线的珍珠一样散失在地。诚如也是赣南老知青的复旦大学教授胡君辰说：陈国梁搭起了一座桥梁，使我们能为第二故乡出力。
　　陈国梁是1988年6月从赣州市副市长的位置上卸任的，并出任赣州市驻沪联络处主任。13年来，他奔波于大街小弄，市区郊区，联络老知青，广交新朋友，把上海市的经济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一步步引入赣南。小小的驻沪联络处，每年谈成功的经济技术项目有10~20个，有一两年的签约资金都在两个亿以上，如赣沪合资赣州市埃斯凯变压器有限公司，上海舒乐衬衫总厂大余分厂，上海铝合金厂定南分厂，上海源广丝绸厂扶持赣县丝绸厂，上犹蓄电池厂从复旦大学引进全封闭干荷电系列产品，上海木材研究所和人造板厂有效改造安远胶合板生产线……而且和上海技术市场、上海经济咨询中心，以及中科院的一些研究所联系密切，常常对方一有好的项目首先想到的就是赣南。如其中一个新材料项目，当时是全国最先进的，联络处马上引入赣南后，恰逢当时邹家华副总理在赣州主持中南五省座谈会，赣州报了17个项目，国家计委一眼选中了这个项目，扶持了500万元。今年赣南搞“脐橙节”和招商引资洽谈会，经联络处请过去的沪上12个客商都是实打实的，均是私营业主或外资公司总裁，可以当场拍板。不像有的地方招商引资请不到客人，就叫几个朋友去凑凑数，打一趟秋风。
　　在教育卫生方面联络处也引进了不少资金。陈国梁和静安区的老区长陈玉焘非常要好，通过他获知香港同胞沈炳麟先生，对在内地捐资助学、助医办慈善事业有兴趣，并委托其表弟、该区的一位政协委员具体动作。陈国梁当即与沈先生的表弟取得联系，积极介绍了赣南的情况。从此，沈先生开始在赣南投资捐助。他是第一个在赣南捐助学校的，至今已捐了90个项目，其中教学楼83座，医院住楼7座，共投入资金1241万元。经联络处穿针引线，上海市各届人士在赣南共捐了28个希望小学，帮扶失学儿童上千名，有很多是直接结对子帮扶，像浦东农业银行团委号召团员结对捐助，一个农行扶助了200多名学生，日后全部成了来往亲戚。
　　背起书包、重返校园的赣南老区孩子会记住这个小小的联络处。急盼走上富裕之路的赣南人民该感谢陈国梁。赣州市的领导也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们的工作，去年在地方财政依然紧张的条件下，还拔出一笔巨款以改善联络处的办公条件。上海市也对陈国梁卓越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在国务院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驻沪机构联合会近600个会员单位中，陈国梁当选为联合会常务理事，在一共21名常务理事中，来自地市级联络处的只有4名。赣州市驻沪联络处党支部，连续3年被评为上海市的先进党支部。陈国梁本人被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工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9年4月，上海召开了一次规模最大的“双服务”表彰大会，“双服务”就是服务上海建设发展，服务当地经济发展，表彰对象都是驻沪机构。徐匡迪市长亲自颁奖，上海市政府还给赣州市政府发了一封贺信，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信中提到：希望两地经济建设同步发展。
　　桂伟、李功伟不止一次对我说，有陈国梁当这个联络处主任，是赣南百姓的福份，也是我们老知青的福份。
　　我想说，倘若江西的干部都像陈国梁一样呕心沥血地工作，江西的驻外干部都像他一样博得官方、民间众口一辞的赞叹，那真是江西想不开放都不行了！江西经济想不振兴都无门了！

　　　　　　　　　　　　　　　　　　　　　　　　　　　　　　　　摘自《江南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