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西就听说过上海有个“红土地酒楼”，到了上海，和当年曾经下放在江西的知青们接触，更是时常听到他们谈起在“红土地酒楼”的知青聚会。
　　“红土地酒楼”在静安区，从武陵路拐进万航渡路，很快就能看到红底白字的店名。“红土地酒楼”的老总姓俞，名启泰，是当年下放在江西宁都的知青这个酒楼的前身是桃李苑酒家，属区教育系统的第三产业。俞启泰接手时在菜系上动脑筋，引进赣菜，这与他在江西生活经历有关。俞启泰说酒店命名为“红土地”，有很大一部分潜在意识的影响，当年下放江西，印象最为深刻的是红土地，他从没见过土地能红得那样的明亮，红得那样灿烂。

　　谈起下放江西的那段经历俞启泰有说不完的故事。他曾在蹉跎岁月里沉浮，但他庆幸经历了那么多事之后，没有在精神上垮掉。俞启泰说下放是他人生经历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人问他为什么总忘不了插队的地方，为什么总忘不了那里的人？俞启泰说：“我们在最最艰苦的时候，是谁在关心着你，是谁在照顾着你？是淳朴的老表啊！在那个时候，只要我们身体不好，精神上不愉快，来安慰我们的绝对是老乡。今天他们送一把刚摘的青菜，明天给你几只新鲜的鸡蛋，他们真的把最好的东西给了我们。”

　　俞启泰出身于教师家庭，按照当时的说法，家庭社会关系有些复杂。俞启泰从学校毕业，分配时曾要求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班主任老师说不行，那是照顾家庭生活困难的人去的。俞启泰又要求去云南，班主任又说不行，因为那里是边境。俞启泰只能去腹地，要么江西，要么安徽。于是，俞启泰跟着同学一道来到了江西宁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时，凭着两手老茧便能上大学，可俞启泰心里却是没有一点奢望。在一年的时间里，他过了劳动关、生活关、也过了语言关，随之而来的便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和当年的农民保持着融洽的友谊。因为家庭社会关系的缘故，他经历过当兵政审通不过的迷惘，经历过撤消他在青年队担任职务的痛苦，更经历过一次次被推荐上大学，又一次次被淘汰的残酷现实……然而，当地的老乡却同样关心着他，照顾着他，使他又重新振作起来。在那块红土地上，他感觉到自己和老乡的关系是那样的融洽，自己稍有一个微小的变化，便能得到那么多可亲可爱的人来关心。

　　刚回上海时，俞启泰最脏最苦的活都干过，如果没有下放的那段经历，他不可能在心理上承受得起。俞启泰是六九届的初中毕业生，但“文革”中基本上没有读到书，实际文化水平只有小学程度。他回上海后读了九年书，学的是建筑专业，如今他是中外合资的长春城的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他还是锦都房地产公司、红土地酒楼的法人代表，忙得不亦乐乎。但只要有江西人来到红土地酒楼，他总会想办法抽空来看看。这么些年来，他一直忘不了当年下放江西的往事，心里一直想着怎样为红土地做些事。

　　从1998年初俞启泰回赣南考察赣菜，红土地酒楼一直被他当作为第二故乡的年轻人提供勤工俭学的场地。如今，酒楼里留下的江西员工占了三分之一，已经成为骨干，他们成为酒楼的总负责、客房部、餐饮部的领班，俞启泰和他们保持相当友好的关系，总是说这些从江西来的小伙子、小姑娘很好，很聪明，对学习很努力。他对员工再三强调：“在这里不是打工，如果说酒楼需要劳动力的话，我可以就地解决，你们要把来红土地酒家工作，看作是一个勤工俭学的机会，要努力读书。”俞启泰认为：千军万马不一定能够挤得上高考这条独木桥，接受高等教育的渠道与方式是多样的，明年，红土地酒楼又有两人从外语和法律专业毕业，按照俞启泰的规定：大专毕业后，只能在店里呆三个月，必须自己出去谋求更大的发展，把这个机会留给其他人。

　　　　　　　　　　　　　　　　　　　　　　　摘自《江南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