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1991年12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异乎寻常地刊登了一位名叫魏澜的读者来信，开头便说：我是一个长年出差在外的上海人，经常有人问我：“上海人怎么啦？”信中称，过去上海在许多方面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上海的技术是一流的，上海的产品是一等的，上海对全国的贡献也是首屈一指的。做一个上海人很光荣很骄傲，甚至会说上海话也成了时髦。可是改革开放的十多年来，兄弟省份的发展咄咄逼人，上海在一些方面的优势，不是正面临挑战，就是正在消失。难怪人们要问：曾经被视为“老大哥”的上海人，如今怎么啦？魏澜认为，观望犹豫不行，懒懒散散不行，上海人需要励精图治、奋发向上的精神。九十年代是开发浦东、振兴上海的关键十年。他建议开展一场“九十年代上海人”的大讨论。
　　一场打破传统荣誉的神话、充满强烈的忧患和危险意识的大讨论，由此在近千万上海市民中展开。上海的最高决策层密切关注着如何将这场思想大解放引导到确立新观念、开创新思路上来。忧患中自强，危机里奋起。日后的岁月表明，这场全民的思想大解放已经为上海在世纪之交的全面振兴举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精神奠基”。
　　现在，江西比起上海又晚了极其宝贵的十年，但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终于开始了“精神奠基”……

　　施德容：
　　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上海也和今天的江西差不多。当时广州、深圳都走在前面了，很多上海的人才去了南方，上海滩上竟一度以会讲几句广东话为荣。思想观念落伍了是一方面，但当时政策的制约也是一方面。1985年我在市委党校学习，一位教授说，上海收支两条线，90%的财政收入交中央了。当时叫得最响的"亚洲四小龙"里，汉城、曼谷、新加坡、台北，大约只交50%的收入。那时跑到北京一看，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上海显得陈旧了，几乎全部交光，留下来的只够吃饭钱……最后国务院对上海实行包干，那个时候包干100多亿，多余分成，上海一下就放开了。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抓住了浦东开发、旧城改造，抓住了股票市场，还有六个期货市场。印花税是一笔巨大的收入，开始的时候是跟中央对半分成，后来三七分成、二八分成、一九分成，直到九五对0.5分成。开始发行股票认购证时，老百姓敢买的不多，不过区区几只、十几只股票，谁能想到现在仅沪市便有六百多只股票，流通市值上万亿元，印花税也几百个亿！这些年上海的新事物层出不穷，观念的改变也是惊人的。举个例子，1992年我刚到市民政局，市领导决定把上海烈士陵园批租掉，批租获得的钱拿来建新的烈士陵园，建到公园里去。当时我也目瞪口呆，烈士的骨灰都要迁啊……后来思想统一了，认真地迁了，精心地建设，现在就有了最漂亮的烈士陵园。1986年我在卢湾区当副书记时，市里搞内环线建设，后来南北高架桥穿过卢湾，还要建绿地，涉及到大量的动迁工作。我那时感到这事怎么弄啊，淮海路全封了，封一年，挖马路修地铁，商店生意没得做了，财政十分困难。交通到处塞车，一个钟头常常走不了一站路。到处都是尘土飞扬，到处都是大工地，市民也有牢骚和不满。我们的工作做得苦啊，但我们看到了前程，经过这十年的艰苦奋斗，上海市民由不了解到理解，由失望变成希望，由局部的利益做出牺牲到获得了长远的利益，现在全世界对上海刮目相看了，市民们都为自己享受着这高品质的生活而自豪。

　　江西怎么会搞不好？真的难做的地方是在美国，它的市场经济发展得很完善，利润空间很小。江西现在和许多地方比有差距，有差距就有空间，有空间就可以获得利润。人的观念和素质的改变是最重要的，观念不改变，身在金山银山也不识宝。1988年我第一次回江西，带了卢湾区党政代表团去，科委的五个专家下基层做了一个星期的调查，写出报告说你那里有什么资源，可以生产什么，而且产品出来上海市场也需要。领导们场面上一口一个"科学家"，但报告交给他们了，也就如泥牛入海。我们还为当地开课，告诉他们现在有些什么项目能够赚钱，当地出木头，哪些木头可以做什么，而且有好的市场前景。我们的同志讲得唇干舌燥，回来告诉我说：算了算了，能作主的不来，来的都是不能作主的，不过应付应付。最不高兴的是，我们在当地搞了两个项目。淮海路上有家高桥食品厂，在上海滩上以做中式点心有名，总经理去看了县里的一家食品厂后提出：厂长还是你们的，但由我们派出师傅到江西，你们派工人到上海培训，产品做出后，你们可以用我们的包装盒，打“高桥”的牌子。这样产品不但能够在本县打响，至少还能销到赣州去。对方说你们那些涂了奶油的东西，我们不要，老百姓吃不惯。总经理答应了。高桥的师傅"自带干粮去办公"，对方也派人来了上海，培训是免费的。按厂里惯例，牌子卖出去得收一定的费用，当总经理向我汇报时，我说算了，先让他们赚钱，赚了钱再说。我以为与县里的经济合作由此开始起步是很好的，但等我过了半年去问到此事，回来的同志告诉我，这事情已经黄了，打“高桥”牌子的点心生产一段以后就不生产了，他们放在食品店一个角上，说是不好卖，老百姓还是要吃当地吃了多少年的米果、脆麻花……再一个项目是矿泉水，我们的同志看到这么好的水质，热情得不得了，来回跑，全部勘察好，配方弄好，因为要送到上海来化验，只收了对方四百元钱化验费。化验好后送去，对方单位领导换了，新领导一直没空见你。最后，我们这边的人主动把那四百元寄回，说就这样了，江西的钱我们也不要，关系就此打住，这次我走了几个县，有一个印象：援助就是要现钱，对于搞一些长线项目，热情都不高。至于科技的、教学的，则有些敷衍了。难怪很多捐款人都会有个共识，捐个“希望工程”钱花得明白，而且有社会效益。我发现江西的干部流动太快，隔两年去县里领导都换了，先是努力做“形象工程”，然后就等升官。两三年就换下来了，哪有精力考虑当地经济地战略发展？因为要搞"短平快"，那就花大力气去要钱，钱要来了就建形象工程，或是买消费品，如换小车之类，就是周而复始在做这种事情。1988年我回到插队的县，县城面貌有变化，但汽车开出5公里外一切依旧。江西要上去，不单是省委、省政府一把手的问题，每个单位的一把手，县里的、市里的都非常重要。

　　江西要加速对外开放，但首先得让进来的人在江西有钱赚，除了爱心帮困外，人家没有钱赚是不会来的，一开始的时候，一些看起来很吃亏但长远利益上却有利可图的事情，江西也应该去干。其实人世上哪有那么多“献爱心工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行的是赢利和双赢。一些地方要人家来的时候，说得天花乱坠，什么都好商量，等人家真进来了便关门打狗，这种害人又害己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江西现在也在往吸引资金这方面努力，这么大一个省，每年就是投入100个亿，这对上海来讲也是小数目，上海每年在基本建设上投入2000亿呀！外界以为我们从中央得到过多少钱，其实我们没有拿过一分钱，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凑起来的，吸引投资，想办法用别人的钱，真正自己财政的钱只有几十个亿。现在只要有好的思路，有好的项目，不愁没有钱。但是如果你那个地方很困难，死气沉沉的，人家当然不愿意贷，怕坏账呀！所以现在是各方面条件越好的企业越能贷到款，越是不行的地方越没有钱。

　　现在江西基础不错，穷则思变，人心思进，势头有了，作为老知青，我真的很高兴。孟建柱同志在上海是我的顶头上司，他的确很有水平，但我仍感到江西的振兴不可能仅靠一两个领导，我相信他在江西会形成合力，凝聚起全省干部群众的信心和决心。但不可能速战速决，这将是一个长线的过程，像上海就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要打造新江西，必须先打造新江西人，而且扎实扎实奋斗五年十年。

摘自《江南都市报》

　崇义返沪老知青施德容，在爱心献功臣行动中，对老区革命老人奉献一片至爱，上海市捐建的“兴国光荣院”饱含着他对江西革命老区的一片深情。10月5日，他陪同上海市政府冯国勤副市长访问兴国，慰问长征老红军。

　寻乌返沪女知青，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王亚平教授带领三名教师，七名优秀学生于8月6日，第三次自费起赣州免费培训赣南各县乡英语教师230余名。



　2000年12月23日，江西回沪知青联谊工作委员主任马仲器主持[上海振兴江西促进会新年联谊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