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经济斗争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它为支援革命战争，活跃苏区经济，打破经济封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它是苏区经济的擎天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的旧址（右为银行金库）


开办工农银行

　　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关于经济建设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人很清楚，银行是经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组织，所以议案中有一条专门的规定就是建立银行：“为着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起见，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

　　由谁担任创办银行大任呢？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经过仔细的思考，细心的比较，许多人都提出“毛泽民”这个名字。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弟弟，虽然他没有干银行的实际经验，但是他热忱、积积，点子多，肯钻研，活动能力很强，是个合适的人选。

　　经过认真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委任毛泽民为财政委员会委员，筹办国家银行。

　　万事开头难。毛泽民首先来到闽西工农银行，学习取经，并带回闽西工农银行的会计科长曹菊如和两个会打算盘、会写阿拉伯数字的同志。他们照着书本上学到的有关银行方面的知识，摸索着投入紧张的筹备工作。1932年2月1日，苏维埃国家银行终于在江西农银行的基础上，正式开始营业，毛泽民任行长。
行址设在瑞金县叶坪村一家农民的房子里。楼上楼下共两个小厅，三个房间，楼上小厅是财政部的库房，楼下小厅是总行的办公室、营业厅。楼上的两个房间，一间是毛泽民办公室兼卧室，另一间和小厅前的走廊，是其他职员的宿舍。
人员则是再精干不过了。全部人员只有5人，设行长、会计记财员、出纳各一人、另一人帮助出纳，管总纳，管况换，兼做杂务。以后，随着苏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银行的业务逐汽车扩大，到1932年冬，国家银行的内部机构已在行长之下设业务，总务两个处。业务处下设营业科、会计科、出纳科。总务处下设管理科、文书科、券条人。江西、福建两省的苏维埃政府也设立了分行。中央政府直辖县瑞金（京）设国家银行直属支行，其他各县也纷纷设立支行。这样，根据地已从上到下形成了完整的金融体系。

　　　　　　　　　　　　　　　　　　　　　　　　　　　　　　　　　　　　　　　　东固平民银行旧址
建立健全制度

　　1931年12月2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财字第二号训令，要求统一区财政。财政部长邓子恢到任后将如何统一财政的技术工作，交给了国家银行。
对了这艰巨而又从未接触过的工作，行长毛泽民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时不知从何着手。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天，一位前方来的战士来银行上缴银行上缴银元，工作人员在清点数目的时小心地打开包捆银元的废纸。忽然，他发现其中有些纸是国民党统治区税务机关的四联单，不禁喜上心头。仔细阅看后，他便急忙跑去向毛行长汇报。毛行长看过后，也十分高兴，下令供助这张四联单，进行金库制度的设计。经过一番摸索、钻研，国家银行终于设计出了金库三联单，并初步草成库条例，提交中央人民委员会。1932年11月22日中央人民委员会正式通过了《国库暂行条例》。

　　有了这次的经验，国家银行就通知给各红军的部队的政治部和供给部，提请注意搜集国民党统治区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等制度的书籍，以及文件、财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作参考，这样收集了不少材料。依据这些材料，国家银行又为财政部制定了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和审计制度等。

　　制度确立后，国家银行又担负起宣传、普及、培为的任务，先后根据制订的各种制度，开办了金库训练班和财会人员训练班，培养了大批金融财会人员，为统一苏区的财政作出了重要贡献。

发行自己的货币

　　货币是国家政权的一种体现。国家银行自筹办之时就考虑印制自己的货币。于是，中央政府办公厅很有艺术天赋的文书黄亚光被召到毛泽民的面前。

　　“亚光，今天请你来，是要交给你一项光荣艰巨的任务--设计一套我们自己的货币，要体现我们赤色政权的特点。”接着，毛泽民又就一些细节问题，与黄亚光一同进行了商讨。

　　黄亚光真是好样的，没多久就拿出了这套货币的设计方案。毛泽民又派专人到上海购置油墨，指定厂址，设在叶坪下坡坞村的中央印刷厂承办钞票的印制工作。销票印制工序严密，共有六道，依次是印布纹、印正面、印背面、印签字、裁切，最后是打号码。

　　经过多方努力，苏维埃纸币终于在1932年在7月正式发行了，纸币面额有五分、一角、二角、五角、一元等五种。中央很高行委员会为此特别发出训令：“中央政府为使苏区内金融流通，便于汇兑和国家税收，特于本月起发行相当数量而有充分基金的纸币……广大的工农苦群众……在推销公债与使用纸票上，应该有极大的热诚与积极性来尽先购买债券，尽先使用纸币，并且以革命竞赛的方法来实现，来互相鼓励。”

　　纸币发行后，国家银行又开办了纸币换银行业务。纸币信誉好，得到了苏区人民的拥护。

　　与此同时，国家银行责成中央造币厂，铸造了一元的银元和两角的银毫子及壹分、伍分两种铜元，在苏区范围流通。又铸造出“大洋头”（俗称“袁大头”）、“小洋头”（孙中山头像）和“老鹰头”三种银元，以便到白区购买急缺物资，保证苏区的对外贸易。

　　苏区制造出来了自己的货币后，敌人紧跟着仿造出假钞和假银毫子，以扰乱苏区的金融铁序。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之中，亲自过问此事。他找来中央造币厂厂长陈祥生和业务处长谢里仁，问：“现在敌人制造了一种伪币，扰乱我们苏区的金融，你们知道吗？”
　　“知道了，是筠门岭的土匪制造出来的，已经报告了毛行长”

　　毛主席听了汇报后马上派两个师的兵力，剿灭了这股土匪。并下令出个布告，告诉群众辨别真伪，堵塞了币在苏区的流通。 支撑红区经济

　　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指出：“按照市场需要的原则，发行适当数量的纸币吸收群众的存款，货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有计划地调剂整个苏区金融，领导群众的合作社与投机商人作斗争，这些都是银行的任务。”这既是对国家银行以往工作的总结，也是对银行以后的工作的指导。国家银行正是按这一方针，开展各项业务，起了经济擎天柱的作用。

　　国家银行的一项主工工作，就是接受财政部的全部库存，设立总金库，毛泽民兼任金库主任。党、政、军各级机关和国营企业，必须在银行开往来存款户，供款按手续办理。

　　公家的存款业务办理以后1934年初，国家银行又不失时机地开办了个人储蓄业务。储蓄种类有三种，即零存整取、零存零取和整存整取。为广泛推广储蓄业务，行长毛泽民亲自写信给全总执行局，号召广大工人群众“将所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使得聚少成多，化零为整，而银行普遍地集中与活泼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大大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使盐贵布贵及现金减少的问题从速得到解决。”

　　国家银行通过开展存款集中资金，再通过低利贷开展放款，帮助解决生产与商品流通中的资金困难，支援和促进了根据地的商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如对造纸业、矿业、粮食调剂发放了较多的货款，对对外贸易事业更是全力支持。
苏区经济红红火火，金融事业蒸蒸日上。

　　国家银行还担当了代理发行公债的任务，支持财政工作。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走进千家万户，积极推销公债。分别于1932年6月25日发行短期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1932年10月21日发行公债300万元。公债的发行，对于集中财务、物力，支援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国家银行行为根据地革命斗争和经济建设作出了生要贡献，但它也同样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干扰。1933年后，由于苏区财政日益困难，国家银行消极地大量发行货币，希望以此支撑战争的巨额费用和工农政府必不可少的开支。到长征前夕，国家银行发行纸币总数达800万元，造成通货膨胀，纸币贬值，根据地金融体系遭到严重破坏。

　　长征开始后，国家银行14个干部在毛泽民行长的带领下，带着若干资财，组成十五大队，编入军委直属纵队，参加生征，其余大多数干部则留在中央苏区。存在将近三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