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是全国苏维埃政府肃反保卫的最高领导组织机关,专门执行侦察、镇压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革命活动。在反“围剿”的后方，它为稳定革命秩序，保障苏维埃国家的政权和经济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家政治保卫局“苏维埃共和国卫士”的美誉，蜚声全苏区。

瑞金叶坪庙背材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图中右侧）和少共苏区中央局（图中左侧）旧址。



专门的机构　精干的队伍

　　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生动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国民党到处张贴布告悬赏5万元，不惜重金要缉拿一位著名的“共匪”。这人就是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被斯诺称为“中国红军特务队的首领”。

　　邓发乳名八仔，学名邓元钊，1906年3月7日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石塘。1931年7月，邓发接到中央紧急命令前往苏区，起初在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政治保卫处工作。11月，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国家政治保卫局，是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下设的九部一局之一。要带好这个镇城压反革命的特殊组织，邓发首先想到的是要建立专门的机构，配备优秀的干部。

　　侦察部的部长由邓发自己兼任。它在健全工作网络、指导跟踪侦察、检查过往邮件和白区的书报杂志中起了重要作用。

　　执行部则是一个管理拘捕、审问及处理犯人的机构。同时，还担任领导保卫队、监发护照、通行证、路条的任务，部长是李克农。总务处负责管理局内事务，处长是欧阳毅。

　　后来，根据工作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国家政治保卫局又陆续增设了红军工作部和白区工作部。国家政治保卫局网络严密，耳聪目明，并在苏区省、县设立了分局；区一级则设政治保卫局特派员，在红军中设立相应的政治保卫机关。方面军和军区中设立分局，帅、团和独立营设特派员及干事。必要时可以在某些机关直接设特派员。省、方面军军团的各分局也设侦察部、执行部、总务处等机构。

　　1932年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确定上下各级政治保卫机关实行重直领导，地方政府无权改变政治保卫局决定的命令。在内部分工上，建立侦察、执行等各项专业工作，形成互不隶属、自成体系的机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明确提出，“在肃反委员会存在的地方，国家政治保卫局应与肃反委员会发生系统上的管辖关系，并且肃反委员会要逐渐转变成为政治保卫局的下级组织”。

　　叶坪庙背村是一个不大的村落，但它依山傍水，风影秀丽。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少共中央局同驻在村内的一幢私宅里。房子虽然很简陋，但邓发和他的同事们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健全的保卫体系。紧锣密鼓地把打击反革命活动和保卫党中央的工作开展起来。

严谨的作风　严格的法台

　　国家政治保卫局作风严谨，法治严格，在处理各类人犯中严格按章办事，绝不乱来。政治保卫局成立伊始，中央执行委员会便于1931年12月13日召开非常会议，通过《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赋予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对反革命分子及其嫌疑人的拘捕、审讯权。经侦察和预审后，依照法律对需经判决的案件移交给司法机关执行。
为建立革命铁序、纯洁革命队伍，各级政治保卫局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以赤色恐怖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活动。"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同志，凭着严谨的作风和严格的法治，不仅在政治上打击了反革命活动，在经济上也为巩固苏区金融、保护人民的利益，与不法分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胡夏洲是瑞金河背街振昌恒店的老板。他以3元苏维埃纸币收买现洋（银圆）1元。将所收的银圆以3元5角卖出，“实行捣乱经济、操纵金融的反革命行为”。沙洲坝乡地主扬衍璜，更有过之，他竟公开以纸币收买银圆，“压低纸币价格，破坏国币信用”。

　　瑞金西效的赖远金，是个地主，“竟在苏维埃首都所在地向工农强行索收四年前的老债。威吓他们说，‘红军红得一世吗？如果你不还债，待以后白军回来叫你们不得好死！’企图继续剥削工农”。

　　1934年2月20日的《红色中华》以“国家政治保卫局又逮捕了四个反革命”为题对上述案件作了详细的报道，“并于十一日下午二时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直接执行，将胡夏洲、赖远金二犯提出枪决了”。群众见了，莫不拍手叫好。

特别的功夫　特殊的荣誉

　　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有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组织--保卫队。这支队伍训练有素，堪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一张“王牌”。

　　1933年10月的一天，保卫队第一大队举行了精彩的军事比赛。只见哨声一响，一排战士如离弦之箭，向前冲击。一声“卧倒”，战士们全身扑地，没有半点参差。“在实弹射击中，以刘文英、刘美山、余继生等同志为呱呱叫，在军事政治测验中，邱占春、刘文英、谢锦全等是拿摩温（第一）。”战士们精神抖擞，个个都练就了一手绝技。连续两天，从早晨到傍晚，比赛场上一片欢腾。“群众、观者，莫不鼓掌赞赏地说他们是‘真正英勇战士，铁血健儿，杀敌能手啊！’”

　　这次比赛是国家政治保卫局为检验和提高保卫队的实力举行的。保卫队既要拘捕犯人，而且还肩负了边区的剿匪任务。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日益残酷，边区地主组织的“刀团”土匪也日益嚣张，频频骚扰苏区群众。队伍没有过硬的本领，怎能担当如此大任呢？

　　1934年4月，国家政治保卫队第一大队转战数千里，在福建连南武北地区与“敌人血战肉搏数月”。在攻打苦竹山战斗中，为节省子弹，保卫队员集中了投石的高手，进行石战。霁时间，大块小块的石头从敌人土围子上铺天盖地而下，只听得敌人这边一声惨叫，那角又一声哭喊，保卫队把守土围子的敌人砸得头破血流，鬼哭狼嚎。保卫队还利用漆黑的夜晚，打草人战。他们用稻草和树枝扎成和真人大小的草人，安好套绳，用竹竿挑着，队员们小心地把草人放进围子。突然间，敌人发现眼皮底下就会冒出一个或几个“红军”，吓得他们目瞪口呆，慌乱地开枪乱打，消耗了很多弹药，疲惫不堪。几个回合后，保卫队趁敌人麻痹，悄悄靠近土围子，缴了大量步枪、土炮、鸟枪、梭标等武器。“使得那些‘刀团’土匪以及自称顽强的粤军，都畏首畏尾。”恢复和巩固了边区苏维埃政权，激发了当地群众斗争的积极性，鼓舞了游击队的士气。

　　9月间，国家政治保卫局队还在瑞金、会昌、西江交界的茫茫大山中，搜捕了谋反地主富农，活捉了嚣张一时的“小差团”匪首许先钦。

　　保卫战斗力不仅在当地人民中传为佳话，而且还受到中央人民委员会的特别嘉奖。1934年秋，中央人民委员会为他们送上一面锦旗，上书“戒骄戒躁，再立新功”。

　　是年10月，国家政治保卫局编入军委第二纵队参加长征。红军北上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还保留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建制。到1935年，随着游击区的丧失，国家政治保卫局也随之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