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是苏区财政工作的最高行政机构（简称财政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随即组成，它在苏区财政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积极筹措资金，增加收入，同时合理分配有限的财力和物力，保证了革命战争的供给和苏维埃政府的支出。

　　　　　　　　　　　　　　　　　　　　　　　　　　　　　　　　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在瑞金沙洲坝的旧址

开创新局面

　　1932年7月，叶坪谢氏祠堂的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办公室里，来了一位个头矮小的中年人，他就是刚从福建前来任财政部长一职的邓子恢。
邓子恢是福建龙岩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在江西崇义他堂兄开的杂货店里当过几年伙计，熟谙赣南、闽西农业和商闽西土地革命纲领，创办过中央苏区最早的粮食调剂局和闽西工农银行，在经济与财政工作上是个行家。但此番就任财政部长，他去感到不轻松。

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在瑞金叶坪的旧址

　　因为，中央财正人民委员部已成立了将近一年，但仅有一两个人，而且对财政工作缺乏必要的了解，只做些管财管钱的会计工作。此外，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暂行财政条例》及《财字第二号训令》，要求规范整个财政系统，并将财政收支统一起来。但财政统一的重要环节--国库制度及预决算制度却没有建立……。

　　想着摆在眼前的一大堆急需解决的问题，邓子恢顾不上休息，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他首先找了几个人充实财政部的力量。说是充实，其实也不过是由2个人变成了5个人，部长邓子恢，会计陈寄今，记财员罗金泉，总务王益哉，勤杂工李在南。接着，他又组织力量起草了《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并于1932年8月13日提交人民委员第二十二次常会通过。《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规定“财政人民委员部执行国家经济政策，计划多入多出，并管理国库、税收权、公债、钱币、会计、银行、国有财产、合作社等事项”，明确了财政部的职责，解决了财政干部对财政部工作的认识问题。

　　统一苏区财政是一项大工程。邓子恢将它的技术工作交给国家银行具体负责。经过国家银行干部职工的研究，1932年12月16日，财正部发出要求统一会计制度的第十二号训令，训令中规定了会计原则和会计科目。此后，又制订了《国库暂行条例》，建立健全了国库制度和预决算制度。接着邓子恢又先后签发了《关于整顿商业税问题》、《建立现金出口制度》，以及《财政人民委员部关税征收细则》等一系列训令。

　　财政部在邓子恢的领导下，工作有了很大起色。1933年4月，财政部从叶坪迁到了沙洲坝的新屋家，部址设在杨兆洛大祠堂。该祠堂有上、中、下三厅，厢房也有十多间，占地900多平方米。财政部进驻以后，又将原来的一层改为两层楼房，这样，财正部比起在叶坪时仅有一间十余米的房间，就显得气派多了。
　
　 　财政部的内部机构也根据需要不断扩大，并日益完善。共设有会计局、仅债管理局、审计处（以后分离出，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税务局、国库管理局、没收征发局、总务局、国有财产管理局等，工作人员达100余人。

　　解决财政困难是当时财政部的重要工作，邓子恢复想尽一切办法，做了最大的努力。可是由于主观的努力与客观经济状况存在严重的差距，财正部始终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苏区的财政困难，这就给“左”倾教条主义者留下了话柄，他们在《红色中华》和《斗争》上，对邓子恢公开点名批评，指责他是“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犯了“一贯的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错误。1933年8月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四十七次会议，认为“财政部长邓子恢同志虽然工作积极，但犯了许多原则错误……因此邓子恢同志不能继续担任财政人民委员。”这样，邓子恢被撤去财政部长职务，降职为副部长，负责没收征发局工作，部长由林伯渠接任。

拓展新财源

　　毛泽东同志在“二苏大会”上曾指出：“苏维埃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与供给，保证苏维埃一切革命费用的支出。”所以开拓财源、组织财政收入是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主要工作。当时，财政来源主要有几个：一是没收或征发一切封建剥削者；二是税收；三是发展苏区国民经济；四是发行公债。

　　“向着一切国民党区域去扩大我们的财政收入，向着一切剥削分子的肩上安放苏维埃财政的担子。”没收和征发剥削者财产一直是苏区财政的主要收入。

　　根据地初创时期，红军执行的是“主力红军筹款，解决红军给养”的财政路线。可是，王明“左”倾路线从“城市中论”和“正视化”出发，从1932年7月取消主力红军筹款任务，把红军筹款自给的财政路线，转变成政府负责供给战费。由于红军的扩大和战争的发展，打土豪筹款仍是迅速筹款的主要途径。为了统一管理这部分款项，林伯渠就任财政部长后，马上成立了没收征发局，由副部长邓子恢兼任局长，专门负责管理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及归公没收物品等，并在地方和部队成立下属机构，大张旗鼓地进行没收和征发行动。1934年1月，由财政部、国家银行，保卫局三方人员组成没收征发工作团，跟随红军三、七军团在沙县攻打芦兴邦和永安芦兴荣部。没收征发团入城后，首先摸底调查，然后按照调查材料实行捐款、罚款，同时银行设点持牌，开始营业。红军钞票在市场流通使用，从中取得部分利润，对罚款、没收款、捐款收入的光洋、白票和黄金，银器等，只准收入不得兑出。这样通过各种渠道，没收征发工作团筹集各种款额达132万元。

　　税收也是苏维埃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苏区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税的种类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三种。只是“为促进苏共的工业发展，暂行免收工业品的出厂税。”

　　商业税的征收，分为关税与营业税是对商人征收其资本营利的所得税，它按资本多少来规定税率。赣南苏区于1932年6月在先后在宁都、兴国、石城等县试行，然后全面推开。关税是以苏区的需要程序决定货物的进口为目的，因此税率有完全免征的，有高至百分之百的；进口物资税收较轻，出口物资收税较重。

　　农业税是苏维埃财政日常收入中的一部分，它是在苏区逐步稳定后才开始征收，纳税负担主要放在剥削者身上，贫农、中农税轻，富农税重，雇农及红军家属、政府工作人员免税，受灾地区减免税收。但是广大翻身农民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巩固和发展根据地，非常踊跃纳税交粮。当年就流传着这样一着歌谣：“扁担弯弯一行行，千箩万担送公粮；鸡啼五更唔（不）算早，山路百里唔（不）嫌长。”1934年7月24日，《红色中华》刊载“中央土地部和工农检察委员会全体工作人员……全体致通过要求政府今年不减征工作人员及家属的土地”。

　　发展国民经济，增加公营收入，也是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措施。为此，中央苏区曾先后建立了中央被服厂、中央钨砂公司等国营工厂，也建起了对外贸易和粮食调剂等公营经济。据1933年中央财政部收入统计，1～8月国营事业的收入有107188元。

　　发行公债是集中财力、支持革命战争和加速苏区经济建设的有效手段。中央财政部为了加强公债的管理，专门成立了“公债管理局”，由许文亮任局长，并于1932年6月由国家银行代理发行短期革命战争公债60万元；10月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120万元，1933年7月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

厉行节约

　　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中央苏区财政经济极为困难，为此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运用财政手段，节省每一个铜板，保障了革命战争和苏维埃政权一切必要的费用和支出。

　　强化预决算，是厉行节约的首要措施。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根据各科局上报收支数登记入账，编造年度收支预算书，又将全国的税收集中“所有的经费开支，均向财政部具领，或在税收抵解；但是抵解必须按照中央政府之预算开支，不得超过分毫。如有事实上必须超过预算之特别用费。亦须经过中央政府核准后，财政机关才能照数支给。”

　　审核制度是财政部倡导的另一项措施。财政部之下，设立一稽核员，专门负责审核各机关收支预算，签发发款通知，各机关每月终造具决算送交中央财政部汇交稽核员审核员审核，审查有无滥支现象。

　　“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根据中央人民委员会的号召，财政部积极倡导和响应节省运动，以至从中央机关到地方政府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33年12月2日，《红色中华》号召全苏区革命群众实行“每天节约一个铜板，节省办公费30%，普遍建立节省箱……”等6项规约，得到了中央、地方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中央领导同志更是以身作则，1934年3月30日，毛泽覃、博古、陈云、罗迈、邓颖超等人联名致信《红色中华》，提出“每天少吃二两米，不领热天衣服，让给红军”。中央财政部作为“财神爷”也一点不特殊，“每日每人节省米二两，菜钱一分”，并组组人员开垦、种菜、挖煤等。

　　节省运动取得很大成绩，各级机关仅在1934年4月至7月的行政费就比以前减少了30%，共节省经费87896元。为配合节省运动，中央苏区各机关、部队、工厂企业单位普遍开展了精减人员、节省人力的运动。据1934年3月24日的《红色中华》报道，党中央裁减了通讯、杂务人员35%，挑夫10%；中央政府各部门裁减工作人员20%；地方各级政府也精减了大批人员。节省运动的开展，不仅节省了大量经费开支，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就是这样，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以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为保障革命战争和革命事业作出了非凡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