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他遵照父亲毛泽东的安排，在延安城郊的农村务农一个时期。为了解毛岸英在这儿拜吴满有为师务农的老乡。乡亲们告诉我们 ，吴满有已在50年代病故，惟有长子吴仲富尚健在，但早已迁回老家横山县。并补充道：“毛岸英就是和吴仲富一起劳动的，问他，什么都解决了！”
　　于是，在盛夏的一天，我们驱车途经安塞、靖边、清阳岔、石弯，行程200多华里，直奔横山县麻地沟。
　　好一个麻地沟，一条干个的小溪把沟分为两半，一条千折百回的石路向沟掌里伸展着，路上尽是陡峭的石壁。汽车擦着石崖畔好不容易开到一个石窑院前，这儿便是吴仲富居住的地方了。走进窑院，我们说明了来意。吴仲富的儿媳董秀珍赶快打发娃娃们去叫在山背后土窑洞歇住的老人和还在石湾街揽小工的丈夫。我们拧着毛巾擦脸之时，热茶和鲜枣便端上了桌。吴仲富老俩口不多时也赶来了，给远行的人带来了一片亲情。
　　吴仲富老汉已腰弯背驼，一条因拦放羊羔而跌伤刚接好骨头的胳膊，还吊在搭在肩头灰褐色的长条围巾里。他红光满面，目光炯炯，吐字真切。提起毛泽东、毛岸英，他目光深邃地望着我们，一会儿泪花便挂在皱巴巴的眼角。半响，他才启唇讲话。
“唉！毛主席把毛岸英送到吴家枣园劳动。我爸公差多，有时十天半个月不在家。弟弟仲贵有文化，所以毛岸英到乡里、城里和中央机关都是由他陪着，真正开荒种地、收割碾打，大部分时间就是我和岸英在一起！”别看吴老年龄大，又没文化，可开口明宗义，出言点主题，我匆忙挥笔记录起来。
　　“他对我爸说：‘老师，仲贵与我同岁，仲富才比我大两岁。’返身，他竟问我：‘我称呼你哥吧？’”
　　吴仲富说：“毛岸英个子很高，人了长得壮实，头发向后梳着，和他爸一样目清眉旺，鼻梁高高，十分俊秀。1946年1月他从苏联回到延安，春上便来到吴家枣园，拜我爸为师。我爸是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又担任延安县参议会副议长。毛岸英刚来我们家，我爸便把他安排在中窑一拐的套窑里住，他自己支块木板睡在窑门口，说是给大伙挡风，其实是担心毛岸英的安全。毛岸英住的这孔窑，坑在窑掌里，冬暖夏凉，但夏委凉得很，被褥十分潮湿。毛岸英让我爸给他在炕上铺了一块木板当床，说这样可以隔热防潮，南方人都睡木床，睡不惯火炕。毛岸英一问清我和弟弟仲贵的姓名、年龄，他高兴地对我爸说：‘老师，仲贵与我同岁，促富才比我大两岁。’返身，他竟问我：‘我称呼你哥吧？’我不好意思起来，回答他：‘不用，不用，就叫我名字好了！’”
　　吴仲富老人停顿了一下，开始讲起毛岸英劳动的情况。他说，新开茺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满坡洼的梢林，砍了梢还要刨根，要挖得很深很深的坑，砍树根子时老镢杷往往弹得人手腕疼痛难忍。毛岸英就捡这挖树根的重活干，几天下来，手上起了血泡。掏二荒地，毛岸英抡镢头不会左右来回掏，只会抡着镢头向上掏，象打冲锋那样，一股劲向前走。要叫他来回掏，步子便跟不上，镢脑子也抡不圆，反而使不上劲了，咧咧趄趄的，把我们笑得肚子疼。他则一点儿也不马虎，虚心向我请教。我也不会讲，便横走一步掏一下，一挪一掏，一掏一撬，反反复复地给他做动作看。他便跟着我学掏起来，走了几个来回便熟炼了。还有，给山地送粪，给乡里送公粮，我家全是用骡子驮。可毛岸英把毛口袋装满填实，手一提便把一口袋土粪挟在腰胯上，不费力气地走起来。可走到骡子跟前却傻眼了，他不知道怎样把毛口袋往骡背上放。我赶忙走过去，扶着口袋帮他安顿好，还给他说，别把口袋填得太满太实，装个八成就行了，让口袋中间松一些，就好搭在骡子脊梁上，上山下坡就不容易溜下骡脊梁了。他自己一想，悟出了道理，不由地腼腆而笑。
　　盛夏，麦子丰收了，又要铺场、碾场、照场，毛岸英也牵着骡子在场打转转。吴满有戴着草帽扬场，他开口问吴满有：“老师，要几级风才能扬场？”吴满有回答：“几级风我解不下。只要能把谷颗子和尘土杂草吹开就行了。”毛岸英见吴有扬场时总撮着嘴唇望天吹口哨，便又问：“那吹口哨有咐用哩？”吴满有见毛岸英观察得那么细致，问得这么怪异，便一本正经地给毛岸英讲：“求老天爷来点风哩！”毛岸英一听哈哈大笑起来，手中的木铣扬得更欢了，弄得满头尘埃落叶。吴仲富讲，毛岸英劳动一是肯吃苦，卖力气；二是虚心学，有悟性；三是遇急活，肯帮忙。当学生有学生样，一点架子都没有。
　　“毛主席送儿子来我家学习，不就亲眼看见了中国翻身解放新农民的样子么！”
　　谈到这里，我不禁向吴仲富提出一系列的疑问：吴满有，这位毛岸英的老师，是如何成为名震边区的特等劳动英雄，成为毛泽东最亲密的农民朋友？毛岸英又为什么要拜他为师呢？
　　回答是简单质朴的。吴仲富说：“我爸是1928年逃难到延安吴家枣园的，那时吴家枣园只有几户人家，我们租了一亩地，连地主的租子都还不上。为此，地主把我爸送进了监牢。我妈连气带病，活活急死了。两个姐姐先后被卖掉，其中我的一个姐姐三岁时就被卖给有钱的人家，只换回12斤玉米，真的穷得没法子啊！后来来了共产党，我爸分到地，还补助了农具、口粮和种子。在大生产运动中，他带领全家又是开荒种粮，又是饲养牲畜。年终，我爸把产下的大部分粮食全缴了公粮。他老人家心里想的就是报答党的救命之恩，让共产党发展壮大，去解救更多的穷人。他压根没想当英雄，是《解放日报》的记者（即莫艾）到柳林区下乡采访时报道出去的。后来，《解放日报》还发表了李锐写的《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边区政府林主席和李副主席向各地县、区发出了学习特令，开展了向吴满有学习的生产运动。记得有一个美国记者来到我们家住了两天，我爸握着这个外国人的手说：‘毛主席、朱总司令都来看望过我，还请我到他家吃饭，照过像呢！’真的，那时，我家的堂屋里挂了不少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等单位奖的大红锦旗，后墙玻璃框里装的是毛主席奖的大奖状。毛岸英刚来的时候把这些锦旗、奖状细细地看了一遍，后来还常用湿毛巾擦过玻璃框。你说，我爸成了全边区学习的榜样，毛主席送儿子来我家学习，不就亲眼看见中国翻身解放新农民的样子么！”
　　吴仲富的这句反问，一下子使我明白了好多道理。
　　毛岸英是真真切切想当农民，照旧干活吃饭，丝毫没走的意思
　　谈起毛岸英与吴满有一家的亲密关系，吴仲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一件件趣味盎然的往事，如涓涓流淌的延河之水，撞击着我们的心扉。
　　吴仲富说起了毛岸英带领大家抓“逃兵”的故事：有一天傍晚，太阳落山了，我们掂着农具一溜烟向山下走。这时，在一个小土峁子后面发现一位后生，他穿着军衣，看见我们便马上拐到另一条小路上走，还一边朝我们鬼鬼崇崇地瞧。毛岸英一看苗头不对，便大喊一声：“站住—”接着几个人快步上去一把捉住那后生的手。经询问，才知他是刚到延安法院工作的一个公务员，因经不起严格的纪律约束，又想念家中父母，便开小差。毛岸英问清情况后对我说：“先让他在这里劳动三天再说！”毛岸英也没让那“逃兵”干啥重体力活。吃饭时，毛岸英让他吃好吃饱，睡觉时和他躺在一块，八八九九地给他讲道理，说得那“逃兵”又擦鼻子又抹泪。第三天，毛岸英写了一封信，叫人送到边区政府，上面很快派人来把这位后生带回延安。要是那位“逃兵”知道和他在一个坑上的就是毛主席的儿子，在这深山沟里啃窝头、抡老镢，那一定要惭愧死的！
毛岸英和吴满有一家老小成了至交，亲若一家，晚上还抽空给我们村里的小娃扫盲识字呢！
　　天凉了，胡宗南开始进攻延安了。这时，延安县委书记刘秉温等骑马来了好几次，对吴满有说：“形势紧张起来了，你还真格让毛岸英在这里劳动一辈子不成，赶快叫他回延安！”可毛岸英是真真切切想当农民，照旧干活吃饭，丝毫没走的意思。后来，在组织的多次催促下，毛岸英才回了延安。1949年，毛岸英从北京给村子里寄来了一封信，问候大家，并邮来6张照片。没想到，第二年毛主席让毛岸英上了朝鲜战场，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50年代，吴仲富从延安迁回了麻地沟，他把父亲吴满有的坟也迁回了老家，就埋在自己住的院落旁边的黄土坡上。山峁上，有一家长满禾草的荒墓，那就是毛岸英老师的坟墓。

（摘自《党史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