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贫困地区考察时的几点见闻
温家宝
我想讲一点自己在贫困地区考察时的亲身见闻和感受。我觉得，我对农村一些情况的了解和对农村政策的认识，是在实践中、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才逐步加深的。
一
我到过宁夏西海固地区，深切感到在这个贫困地区水的重要性。农民急需解决的，一是生活用水，一是生产用水。为什么当地自古以来就用窖水？主要是缺水，水在这里太宝贵了。窖水不仅饮用，还要用来灌溉。存集窖水的办法，就是在自己的院落里，挖上一口水窖，并用水泥砌成一个有斜度的平台，下雨的时候利用这个斜坡，把水引到窖里，积存起来。后来，他们把这种方法又发展了，不光是在院子里搞，还利用公路两侧的排水沟，把雨水引入窖里积下来。在甘肃地区，这种方法叫�"121雨水集流工程"--就是在每个农户庭院里砌一个平台，打两眼水窖，建一处"庭院经济"。这个投入大约需要400元。开始需要帮助，但农民收获以后，可以还这个钱。我讲这些，是想说明，贫困地区的农民尽管生活这样艰难，但是他们对未来仍然没有失去信心。这里我讲一件很普通的事，这件事常索绕在我的脑海里，难以忘怀。那是1996年7月，我在西海固地区走了几天。一天下午，我来到海原县高台乡武塬村。那是我临时决定去的，村里毫无准备。我到了一户回族农民的家里，发现这户人家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仅有的点空地也种上了菜。两间不大的房子，窗明几净，锅台擦得锃亮，连砖缝都剔得干干净净。说句老实话，这比城里有的人家还干净得多。当时，我不相信这个村普遍这样好，就又随便走了四五家，确实家家都非常干净。我对同行的省委负责同志说，我感觉到了一种精神，人们在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充满对生活的追求和对未来的希望。
二
1993年4月，我到陕西商洛地区。在海拔热爱高的秦巴山区，我了解到了农民的负担很重。我到了一个比较困难的村子，它坐落在一个山沟里，村里的房子很破旧。接待我的村支部书记穿着一件露着棉花的破棉被，裤子的膝盖上有两个大补丁。在这个村，我了解到，农民要上缴的税费有十多种，其中有种费，是我们中央机关摊派的，每户要交两元三角。两块多钱，在城里人看来不算什么，但对那个地方的农民来说，就不是个小数目。我也在这里知道农民用电的困难。架电线要自己花上千元钱。农民用电的价钱太高了，城里几角一度电，农村高到一元多，甚至几元。现在，我们进行农村电网改造，实行城乡同网同价，这是国家的一项德政，是一项非常重大的改革措施。商洛一位贫困老人的话，让我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那是在大山上一间很小很黑的房子里，老人乘风躺在床上拉着我的手说�"全靠政府救济，我们对不起政府啊！"我对老人说："解放这么多年了，你们生活还这样困难，是我们对不起你们啊！"
三
1996年，我到贵州省的毕节地区。那时，正值隆冬季节，刚刚下过大雪，气势磅礴的乌蒙山白雪皑皑，树上是冰挂，地上是冰凌，一片晶莹的世界。在这里，我真正看到了毛主席"乌蒙磅礴走呢丸"的诗境。这是个高寒阴湿的地方。我到村里去调查。农民告诉我，这里生产条件差，又缺科学技术，养猪猪死，养鸡鸡瘟，种饱米才长一扌乍
大，怎么能够摆脱贫困？我真切感到科技的重要性。一定要派大批科技人员下到贫困地区，去给猪禽打疫苗，去帮助农民改良品种。2月4日上午，我从毕节翻山去赫章。刚进赫章县境，我在平山乡临时决定下车。农民闻讯蜂拥而至，一下子把我围住。一位领头的说，我们正准备到北京告状去。我说，我来了，你就不要去北京告状了，有什么话就跟我说吧。他们告什么状呢？原来，地方强迫农民种烟。本来种烟给扶持费，现在不种烟要罚款。我说你把罚款单拿来，他很快就拿来了，一亩罚八块钱。我又问其他群众，大家都说是这样，一会儿都把罚单拿来了，上面写的都是一亩八块钱。我跟同去的省里领导同志说，烟叶多得卖不出去，还要农民种，农民不愿种，是乡镇布置得对，还是农民做得对？他们说农民做得对。本来烟就多，农民又不愿意种烟，种植还有个自愿嘛，为什么罚钱？我说怎么办，退！不仅立即停止收，而且过去收的都要退！后来确实退了，农民高兴了。这是我回北京后听到的。像这样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太多了，而许多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北京的干部，下乡不仅是难得的锻炼机会，而且接触群众了解情况的机会。不懂群众，不知道实际情况，怎么工作？那样定出来的政策，肯定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
四
去年年底，我到黔东南调研，感到了种植结构调整的重要性。我在临走时，和贵州省的领导同志交换意见，没有谈任何大的道理，只讲了亲自调查的两个例子，整整一个下午就讲这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我在麻江、凯里走了几天，看到这里地少贫瘠，少数群众食不果腹，更没有钱花，又没有办法，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但是，在雷公山下的雷山县，我无意中来到一户农民家中，让我看到了希望，我当时就说"柳暗花明又一村"。那天是12月28日。家庭主妇是一位很倔犟的年轻妇女。她在同样的条件下，改善了种植结构，不仅种粮食，还种魔芋，种果树，种生姜。她很会过日子，生姜不轻易卖，先留下来，等别人都卖了以后，到春节时候卖个好价钱。魔芋也可以卖钱，水果也可以卖钱。她跟我说了一段话，一段让我永远铭记在心里的话。她说，如果光要政府的救济，或者是到外边去打个工，不是说不能活下去，也不是说挣不到一些钱，但是孩子今后怎么办？她说，我是想给孩子们找出一条路，让他们今后能靠自己生活下去。这位妇女的话让我感动了。用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给孩子开辟出一条生活的道路，这难道不就是希望所在吗？另一下例子是，在黔南布依族自治州的独山县，我用半天时间，详细了解了一个村的种植结构。我看到了盲目种植烟草造成的损失。因为前几年种烟挣钱，造成农民盲目扩大烟草种植面积，甚至把地开到山坡上，那真是"大字报田"。但是去年烟卖不出去了，家里堆着的烟烂掉了。一位中年农民告诉我，他原来在铁道道班上看路，一个月还能拿七八十元钱的工资。去年，他把工作辞掉去种烟，结果种的烟又卖不出去，还背了两千多元的债，全坑在地里了。这两例子充分说明，根据市场需要，引导农民合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种植结构，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不成市场需要，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也会给农民带来损失。
五
1995年8月中旬，我到安徽省六安地区。六安地处大别山区，这里还没有摆脱贫困。一天早上，在金寨县我在山上停车，走进村子里，村里人还没有起床。非常巧，这个村是洪学智同志的老家双和镇黄鹄村。我一看，我们老同志的家乡还相当穷。晚上到县城，我发现这么穷的县竟然还有彩色喷泉，反差太大了。我批评了他们。我觉得下边的干部形式主义的东西太多，而农民，我们的贫困地区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六
1995年6月11日上午，我到甘肃省靖远县八道泉乡王庄村看望农民。一个双目失明的妇女拉着我哭，我以为她要什么帮助。我说，你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她说，我希望我的孩子能上学，上希望小学。她没上过学，丈夫是个痴呆，惟一的希望就是孩子能上学。农民希望下一代能够上学，就是希望摆脱长期的贫困、愚昧、落后。
机关定点扶贫不是额外的负担。在中国，搞经济建设，不懂得农民，不知道广大农村的情况，就做不好工作。过去革命时期是这样，现在建设时期依然是这样。通过和群众接触，我们会懂得实际，熟悉群众，可以发现工作中的问题，改进我们的工作作风，研究制定正确的政策。
1998年10月17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