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被扣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被释入回到南京、立刻翻脸不肯承认在西安时所作的一切承诺，对张学良、杨虎城恨入骨髓，将张扣押，逼杨辞去职务，遣往欧洲考察。杨虎城只好带着夫人谢葆贞和幼子杨拯中及随员在欧洲游历一番，并在瑞士住了一个时期。到“七七事变”发生，全国人民一致主张团结抗日，救亡图存，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杨在欧洲听到这一消息，认为蒋介石可能会履行过去的诺言，便携眷返国，共赴国难。可是蒋介石却念念不忘过去在西安被扣的仇恨，当杨启程返国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却念念不忘过去在西安被扣的仇恨，当场指示办法。
　　杨抵香港后，接蒋介石电报，便先去武汉，戴笠在武昌迎接。蒋介石假称要在南昌召见，遂由戴笠陪同杨虎城从汉口乘专机前往，到达以后即被软禁在南昌百花洲熊式辉的一所别墅里。杨这时才知道中了蒋介石的毒计，万分愤慨。蒋介石当时最怕杨回国后先去西北，便难下手，所以决定先行扣押。杨夫人及公子随员等已先返西安，蒋仍不放过，随又设法将他们骗往南昌，一同囚禁。

　　囚禁息烽
　　1939年戴笠到了息烽。他发现离息烽县十多里的高山顶上有个玄天洞，戴笠亲自上山察看一番后，便决定将杨迁到那里去。
　　玄天洞是一个天然的大山洞，有十多丈高，里面一个道士观，只有一个大洞口可供出入，警戒极为方便。特务将道士撵出，强占了这个地方。这个观建在山洞内，终年不见阳光，因此潮湿异常。杨全家在西北候干燥的地方过惯了，对这种环境很不适应，加上心情不快，常常生病。这时杨已看出蒋介石短期内决不会释放他，为了长久打算，便一再请求，愿意自已拿点儿钱，在洞外修房子居住。看守他的特务队长李家杰是云南盐津人，一向贪财得要命，听到杨愿意自己出钱修房子，便极力替他向戴笠求情，终于得到批准。杨很高兴地拿出了四百元美金，交与李家杰代办。李除在兑换美金时揩了一笔油水外，又在修建时偷工减料，弄得非常简陋。杨对此非常生气，只好将就下去。
　　当时对于看守杨的工作，蒋介石曾再三叮嘱戴笠不可大意。戴于1940年又亲往息烽布置一番，除在杨住宅四周设有便衣特务严密看守外，外层宪兵也分两层布岗。宪兵连连部设在后山高地，可以控制后山和杨的住宅。军统特务队则设在前面上山的路口。白天岗哨距离近，彼此能看得很清楚；晚上更缩小范围，并采用传更办法。就是用一节大竹子划两道口，像过去城市打更用的竹梆一样，以木棒敲打会发出很大声音。每到夜间，隔一定时间，由第一个岗位先敲几下，梆声刚落，第二个便接着敲打，就这样轮流着一个个敲下去，只要一处不响，带班的马上去检查。每天天黑以后到第二天黎明，梆梆之声响彻高山深谷。

　　迁押重庆
　　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息烽后，杨夫人、公子听了都高兴得跳了起来。但杨一想到自己原来抱着满腔爱国热忱，从欧洲赶回来赴国难，不但没有在抗战中做过一点工作，反而被蒋介石囚禁了八年，真使他悲愤万分。这时他认为蒋会释放他，可是又怕蒋在胜利后忘记了他仍被囚禁在这荒山深谷中，几次动笔想写信给蒋和右任，希望不要忘了他，早点把他释放出去。他为了要求蒋抗日，不再打内战而扣留蒋半个月，结果被蒋囚禁了八年，以为宿怨可以消除了。他把信写好又撕毁，一直希望蒋能释放他。1946年夏天，军统把在息烽的单位全部结束，迁送到重庆，决定把杨也迁到重庆。
　　当杨得到要回重庆的消息，真有说不尽的快乐和希望。可是一到重庆，他被囚禁到歌乐山下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杨家山一座平房内。这时，希望完全失去，他终日长吁短叹。杨夫人更加气愤，经常责骂蒋介石太没心肝，特务不是人。杨知道这样会更加惹祸，时常劝阻。八年的折磨，杨夫人的身体越来越坏。特务们因为恨她，她病了不但不给医治，反而借帮刺激她，到1947年，他便含着满腔愤恨，与世长辞。杨悲痛异常，便把杨夫人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枕边，终日老泪纵横，饮食锐减。他原来的声音非常洪亮，每次饮酒划拳，声震室外，这时说话变得很低沉，身体也消瘦下来。这种情况传到蒋介石耳边时，他总是得意地一笑。

　　获释无望
　　1949年1月间，蒋介石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把他多年来用以反共的本钱输得精光，只好宣布退休。
　　李宗仁以总统身份登台之后，特别下令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人。当重庆《中央日报》刊出这一消息后，看守因事前未得通知，不知怎么办好，便把当天的报纸扣着不让杨虎城看。杨天天看报，知道当时情况一定有变化，蒋介石如退休，可能不再管他的事了，他没有看到这天的报纸，就起了疑心，一直找看守追问。看守不得已，将报纸给他看了，他大笑道：“总算盼到了今天！”他准备着出去，认为再没问题了。
　　李宗仁以代总统名义下命令，但退休在幕后的蒋介石没有同意的事仍然行不通，命令没有人接受。当时毛人凤已率领保密局（军统改组后的名称）的特务由南京撤退到上海办公，根本不理这回事。代总统一看命令不能兑现，便打电报给重庆市市长杨森，要他释放杨虎城。杨森是蒋介石的忠实走狗，也是毛人凤最好的朋友，当然不会听李宗仁的话，而推说毛人凤不在重庆，不知杨虎城关在什么地方。

　　松林遇害
　　1949年8月间，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他对毛人凤一再说：“今天之败，是由于过去杀人太少，把一些反对我们的人保留下来，这对我们太不利了！”所以当毛人凤向他请示杨虎城如何处理，是否要解送台湾时，他毫不考虑地回复：“留他做什么？早就应该杀了！”但他最后叮嘱毛人凤，应当把杨解回重庆，秘密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
　　毛人凤奉令后，决定执行地点在中美合作所内松林坡“戴公祠”内。这所“戴公祠”，原来是戴笠在抗战时期间为蒋介石准备的又一所避空袭的房屋，实际上也是为他自己所布置的另一个淫窟，地点在中美合作所东边小歌乐山半山坡上，四面松林围绕，非常幽静，平日很少人能到那里。
　　周养浩到贵阳后，仍旧欺骗杨说：“蒋介石到了重庆，要见见他。周养浩动身前，先向毛人凤报告了到达重庆的时间。毛人凤便下令先一下（约在1944年8月底9月初）派交通警察总队一个中队，把松林坡团团围住，不让任何人进入这个区域。
　　当杨等下车后，两个特务搀扶着杨走上三百多级石阶到戴公祠去。他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母亲的骨灰盒，也被两个特务夹持着一同上去。宋绮云夫妇和杨、宋两个孩子便被安置在汽车间附近的平房内。杨氏父子到达目的地，又被特务分别引向左右两边的正房。这一切布置，使杨很感惊疑。特务们这时最怕这位二十多岁的杨公子会有所反抗，决定先解决他。当他刚一踏进室内，埋伏在门后的特务便用利刃插入了他的胸膛。他惨叫一声“爸”，正要挣扎，便被特务们连着几刀刺倒在地。杨虎城听到儿子的叫声，心知有异，想转身去看个究竟，刚一掉头，刽子手的利刃已刺进他的腹部。他大声叫了一声“哟”，便倒在地上。特务们再补上几刀后，认为没有问题了，便向山下奔去。
　　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中的财物也被他们当奖金给瓜分了。杨虎城尸体的面部，被特务淋上镪水后，埋在一座花台里面。其余的尸体也埋在附近。

（摘自《军统内幕》沉醉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