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为摆脱困境，进行了一系列重要人事变动。首先，孙科出任行政院院长；紧接着，蒋介石再次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不料却出现了以李宗仁为首的总统府与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之间的“府院之争”，从而使得国民党政府内部更加矛盾重重、斗争尖锐。

　　李宗仁上台谋和平　孙科拆台内阁迁广州
　　李宗仁和孙科作为国民党内的高层政要，双方并没有多少个人恩怨和利益冲突，不过，这种状况在1948年4月份的副总统选举中发生了根本改变。当时，孙科作为蒋介石的“钦定”人选出面参加副总统竞选，本已胜券在握，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李宗仁违背蒋介石的意志，也宣布参加副总统竞选，并最终战胜孙科当选。
　　据李宗仁回忆：“在副总统竞选活动中，我的支持者特别是黄绍闳做得过分，竟揭露孙博士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阴（隐）私。黄氏发表了几篇文章，重提旧日的桃色事件——“敝春兰妮”事件。兰妮是一个颇有姿色的交际花，曾有个时期是孙博士的情妇。抗战时期，兰妮一直留在上海，并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不明来历的财产。日本投降后，所有伪官员的财产都由政府没收，其中也包括兰妮小姐的。于是，当她以前的情人当了立法院院长时，她便拼命向他求救。孙氏便给上海负责官员去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兰称做‘敝眷’。……所以，孙氏此信便成了轰动一时的笑谈。这件事使得孙博士尴尬万分，并认为我手段恶劣。选举失败，他或许可以忘掉了，而黄氏重提兰妮之事，则恐怕是能忘怀的。”李宗仁由此认为作为报复，“在蒋氏幕后指挥下，孙科派和CC系就联合一致，共同来陷害我。其第一步就是把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
　　众所周知，李宗仁是打着寻求“和平”的旗号逼迫蒋介石下野而上台的，因此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努力缓和紧张局势，准备同中共会谈。这当然是蒋介石所不愿看到和不能接受的，但其又不便以“在野”身份进行公开反对和抵制，于是便在幕后指使孙科同李宗仁作对。而此时孙科出任行政院院长后，由于局势的复杂多变，一直未能提出施政报告，引发颇多指责。为改善自己的处境，1949年1月18日，孙科内阁在得到蒋介石默许后即决定将内阁南迁广州。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正着手从事和谈活动，当然不赞成政府南迁，并认为“非常明显，此举旨在抵制我的和平努力”。不过，孙科在蒋介石的支持下，还是于1949年1月16日在行政院会议上正式就政府南迁事宜提出报告，经阁员一致同意，决定各机关于2月5日开始在广州办公。
　　此时，李宗仁“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的‘党统’控制”的做法，更激起了蒋介石和孙科的不满，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政府南迁的决心。1月28、29日两日，内阁要员悄悄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与此同时，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也在溪口表示“决定将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移往广州举行。”蒋作此部署，无非是要孤立李宗仁，使其不能代表南京政府与中共进行和谈。
　　由于孙科内阁南迁广州并无总统命令，李宗仁不但感到有失面子，而且认为对其和平努力构成了破坏，于是在1949年1月31日飞赴上海，试图阻止孙科内阁南迁，但孙科说，一周以前，南京在共方远程大炮射程之内，为使政治重心不受军事上的威胁，行政院已决议　　2月4日迁往广州。这样，尽管据报道“李代总统一日晚已下令行政院迁回南京”，但孙科仍于4日从上海飞抵广州，主持行政院工作。“行政院迁去广州以后，立使李宗仁处于困境。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存在，实则成了问题——说它在南京，但南京只有一个代总统，而没有行政机构；说它在广州，但广州只有一个行政机关，而没有政府首脑。这样，国民党政府处于一个四分五裂的局面。”

　　孙科南迁惹众怒　李宗仁多方协调逼其返
　　府院分裂对李宗仁代总统地位的巩固是个重大打击。对当时的处境，李曾有所说明，“主要是溪口操纵，广州背弃，府院分裂，一筹莫展”。为尽快结束这种局面，恢复“团结”，李宗仁不得不采取主动，一方面邀孙科早回南京，并和粤系将领商谈粤桂合作；另一方面则通过阎锡山向蒋介石疏通，试图解决府院矛盾。经过努力，两方面虽皆未能完全实现既定目的，但都有所收获。蒋介石态度也有所缓和，2月17日向阎锡山表示：“立法院地点仍设在广州，行政院重要部会主管应驻南京，但其机构仍在广州。李宗仁既欲变易孙科院长，与其另觅人选协调府院，反不如李宗仁自行决定行政院长，使彼能完全肩负责任。”看来，随着蒋介石的让步，再加上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支持，李宗仁在这场府院之争中已占上风，孙科则基本败局已定。
　　2月20日，李宗仁在胜券基本在握的情况下，飞抵广州，邀孙科早日回京。据李回忆：“当晚我和孙科作了长谈。起初他说：‘在敌炮火轰鸣之下，我们怎么处理政务呢？’我说：‘哲生兄啊，在八年的抗战中，有哪一天不是在敌炮火轰鸣下过去的？’因为我竭诚力劝，孙氏最后乃同意回返南京。”2月28日，孙科由广州回到南京。至此，历时一个月的府院分裂局面暂告结束。

　　孙科被迫辞职　何应钦受命组阁
　　孙科回到南京后，因其将内阁南迁广州，并发表主战言论，引发立法委员的颇多指责。大家纷纷指责孙科的种种错误之举，有的立法委员甚至斥责孙科内阁是最近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无能及最恶劣者”，并且是“和平之障碍”。为此，立法院准备对孙科提出“质询”，要他答复颤自把行政院迁往广州的“罪行”。与此同时，监察院也火上浇油，准备对孙科“敝眷兰妮”财产案提出弹劾。在这种情况下，孙科为避免尴尬，遂向李宗仁提出辞职。
　　孙科辞职后，选择的行政院院长继任人选便成了李宗仁所面监的又一难题。何应钦属于蒋介石系统，在军中有广泛影响，但其在历史上和桂系有过合作关系，与蒋介石有很深的矛盾，当时正处于无权的闲散状态。李宗仁看中了何应钦的微妙地位，希望能够借助他巩固自己的地位，争取蒋介石系统的力量。但何应钦不敢脱离蒋介石，仍需看蒋之眼色行事；再加上当时局势已十分严重，国民党内部矛盾亦非常尖锐，有识之士普遍认为组阁犹如跳火坑，因此何应钦曾一度坚辞。
　　据李宗仁回忆，“我诚恳地对何应钦说：‘敬之老弟，历史正在重演，蒋行先生又辞职了，南京再度垂危，当你以前的同事孤独的时候你能无动于衷吗？’何将军看上去受了感动，表示愿意帮忙，但是他说没有蒋先生的赞许他不敢做任何事情。我立即叫吴忠信打电话到溪口，向退休的总统报告将任新职的事情。蒋回答说：‘让德邻弟自己安排一切，我是退休的人，能说什么呢？’何听到蒋这客气的回答不寒而栗，请求我允许他远离政界。我接着派吴忠信到溪口请求蒋给何说几句话。蒋先生给何打电话，相当冷淡地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就接受下来吧，’何应钦到溪口从‘退休老人’那里取得更详细的指示以后，最后接受了我的任命。”至此，李宗仁在历经艰难曲折之后，终于取得了这场“府院之争”的胜利。
　　综观整个斗争过程，这场“府院之争”表面上主要是以李宗仁为首的总统和以孙科为首的行政院之间的矛盾斗争，实际上在孙科背后的是蒋介石。蒋介石表面上虽已下野，实际上仍在幕后指挥一切。因此，我们说，这场“府院之争”的真正主角是蒋介石和李宗仁，而最终赢家表面上虽是李宗仁，但这毕竟只是蒋、李斗争的一个回合，此后结果如何，已经众所周知，在此不再赘述。

（摘自《采风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