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以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不仅起草了大量的法令、法规，而且在肃清国内反动势力、纯洁革命队伍、 除封建腐朽思想、保障社会治安秩序、巩固苏维埃政权、推动革命战争的发殿和促进苏区经济建设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在瑞金叶坪的办公室


“一苏大会”定章程

　　1931年春，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在即，赣南、闽西一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千进年来被压迫受妈役的劳苦大众翻身过上了新的生活，新政权已深入人心。但需要彻底稳定苏区秩序，保障军民的权益、惩治反革命分子，建立一套属于人民的苏维埃法制。

　　正当中央苏区为在各地物色司法人才感到困难时，巧得很，远在苏联工作的梁柏台写来了求职信，信中详细地介绍了他的经历：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进入苏联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到海参崴工作，在伯力法院当审判员，多年致力于法律研究和司法工作。毛泽东得知此事，立即找到与梁柏台相识的任弼时磋商，商议的结果是梁柏台各方面的条件都适合苏区司法工作，于是，中央立即回信答复他的求职。

　　9月，梁柏台根据党的指示，与妻子周月林高兴地来到了中央苏区瑞金，并经《宪法草案》撰稿人的身份入选《宪法》起草委员会，满腔热情地投入紧张的工作中。
1931年11月7日，苏区人们以喜悦的心情迎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会上通过了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劳动法》、《婚姻法》等法令。而且《宪法大纲》为今后制订一切法律、法令、条例提供了依据。当时有人激动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今朝开。
　　革命斗争经验富，工农领袖踊跃来。
　　千万年来做牛马，苏区工农免忧愁。
　　今日庄严开大会，定出法令喜心头。
　
　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就此成立，并任命张国焘为部长长。因张国焘还在上海工作，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梁柏台为司法委员会委员，主持司法部的工作。部址设在叶坪谢氏祠堂中，梁柏台在此开始了他在司法部的工作。

依靠法律办实事

　　梁柏台虚心好学，工作勤恳，他经常与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共同研讨苏区法制工作问题。他清楚地知道法制建设在苏区是一项新的尝试。以前，各处革命根据地因环境的不同，曾经制订了许多单项法规，带有较明显的地方色彩，而中央司法部的建立，就是要在苏维埃区域内进行法制建设，形成统一的苏维埃法律体系。

　　　　　　　　　　　　　　　　　　　　　　　　　　　　　　　　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在瑞金沙洲坝的旧址
　　司法人民委员部经常派遗工作人员到各地基层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以利于司法部开展工作。有一次，有个工作人员向梁柏台汇报，说是发现许多地方执法人员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搞刑讯逼供，逼迫一些人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影响。梁柏台听了非常气愤。为了杜绝这种现象发生，使工农民主在各个方面做到有法可依，梁柏台经过深思熟虑，起草了《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程序》的报告，并于1931年12月13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处理反革命案和建立司法程序》指出："在过去的肃反工作中，不是没有错误--例如听到某个或某几个批革命分子的口供，没有充分的证据未经侦查工作，就进行捉入，审问时采用肉刑，屈打成招的事，时有发生。"同时又明确指出："一切反革命案件审讯（除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外）和审议（从宣告无罪到宣告死刑）之权，都属国家司法机关。"这个法规的出台，为执行正确的“肃反”路线开辟了新的局面，为滥用权力者高呼了警钟。在以后几年中，中央司法部起草了《生吞活剥反革命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刑法》、《看守所规则》、《法庭规则》、《关于没收犯人的财产物件手续》等等法令、法规做了宣传解释，使苏维埃法制基本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查。

　　为了使各类案件得到公正审理和对犯罪准确量刑，苏维埃各级政府成立了临时司法机关--裁判部。中央招待委员会颁发了裁判部的《暂行组织》和《裁判条例》，裁判部依据程序和各种法律、法令来审理案件。司法人民委员部还颁发了各种表格，如案卷、审判记录、判决书、传票、拘票、搜查证、预审记录、工作汇报表、搜查记录、劳工登记等十几种，各裁判部按规范的表格统一使用，公文形式因此得到统一，裁判制度进一步规范。

　　1932年6月20日中央司法人员委员部为建立和加强各级裁判部的工作，在梁柏台主持下召集了江西、福建两省裁判部长及瑞金中央直属县区的裁判部长联席会议。会议总结了各裁判工作在苏维埃区域内有序进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也对司法工作十分关注。1933年4月，云集区裁判部长谢成秀因在工作中碰到困难，就到毛泽东的房间说：“主席，这项工作较难做，我又是小姓人，工作有时很难开展。”主席说：“小姓不要紧，法律大嘛！你们搞司法工作要特别注意，别的工作做错了好改，杀错了人，改都不好改呀！死人不能返生！你们一定要记信两句话：一是要依靠法律办事，二是不要脱离群众。” 迈向文明的门槛

　　中央司法部对反革命分子和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实行严厉打击，对一些偶然失足者则热情挽救。1932年2月19日，梁柏台提议创办劳动感化院，他的提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一致赞同，认出这是苏维埃法制的一项改革和创新。8月1日，司法人民委员部发布第2号命令，正式颁发了《劳动感化章程》，该章程规定：创立劳动者感化的目的是看守、教育、感化违犯苏维埃法令者，使这些犯人在监禁期满后，不再违犯苏维埃法令。

　　中央司法部先后在江西、福建以及瑞金直属县办了5个劳动感化院。第一感化院设在瑞金壬田凤岗村，第二感化院设在兴国，第三感化院在于都，第四个感化院设在福建长汀东陂江，第五个感化院设在于都。送来的感化对象，多数人是犯了错误的苏维埃干部和少数的地、富分子。

　　福建长汀东陂江的事情化院是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直接创办的，院里行政管理有院长、会计、出纳、保管、生产科，由5人组成，院长叫吴顺民。感化院配有一个武装看守排，轮班看管犯人。感化院设有识字班、政治课、俱乐部、列宁室、图书室、墙报编辑，同时开办游艺晚会、音乐会，各种工作均以感化犯人为主要内容，管理员可根据情况统一安排教育、学习和娱乐时间。每周分别给他们训一次话，讲一讲国际国内形势，交待犯人应该做的事情。当时东陂江检有200多名犯人，其中有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刑事犯被押去耕荒田，那时有了100多担谷田的种植面积供其耕种；对反革命犯实行监内劳动感化，让他们做斗笠、雨伞、竹筒、口哨等，将产品分批交中央政府，作为支前物资。这些物品质量好，价格便宜，感化院因此也有了一项可观的收入。

　　许多犯人经过劳动感化院的教育和感化，思想上有很大的变化，释放后绝大多数都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并且有部分犯人在释放后，能够积极帮助苏维埃政府做事。毛泽东同志因此赞扬说：“苏维埃的监狱对于死刑以外的罪犯采取感化主义，即是用共产主义精神与劳动纪律教育犯人，改变犯人的本质--废除了司法范围内的一切野蛮封建遗迹。”

扶良除莠树新风

　　1933年冬，中央司法部已经搬到沙洲坝的松山下，内部机构日趋健全。其中，民事处掌管民事诉讼的行政事宜；刑事处掌管刑事诉讼的行政事宜；劳动感化处管理体制看守所及劳动感化院；总务处管理内部的事务。

　　梁柏台对于选拔司法干部很有研究。他认为，司法机构是无产阶级的铁锤，凡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人员，必顺是真正贫苦工农出身，为革命出全力的共产党员，而且还要具备嘴巴紧、耳朵精、眼睛明、脚勤快的条件，办起事来准确又坚决。

　　为了造就一批高素质的司法人才，1932年冬，中央司法部在松山下举办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班。办班之初，学校条件比较差，课堂里的课桌是用木板和门板铺成，上完课后，又拿回去搭地铺。梁柏台经常为学员解决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并且亲自为学员们讲课，内容主要是讲怎样认定刑事犯、政治犯、军事犯以及农村怎样开展司法工作，怎样办案和处理案子等等，讲得很详细，很生动。这些学员在接受了培训后，一般都分到各级裁判部工作，用他们所学到的各种法律知识，保障了苏维埃各项法令的实施。《裁判半月谈》中《劳动妇女开始做裁判工作》一文写道：“中央人民司法委员部及省裁判部目前所开办训练不分男女性别，而且省裁判部特别规定某些县分别送劳动妇女训练……”

　　1934年，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高度评价了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在苏维埃领土之内起了镇压反革命活动的伟大作用……另一方面对于已经被逮的犯人，却是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明令宣布废除肉刑，这也是历史上的绝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