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人们所熟悉的中共中央警卫团，是直接保卫党中央的特殊部队，那么中央特科则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保卫党中央的另一支特殊警卫部队。
　　这支超小型精锐“特种部队”的成员经过严格挑选，个个身怀绝技，胆识超群。中央特科那真实而又极富传奇色彩的斗争历程，惊险曲折，动人心魄，足以令那些刻意杜撰的侦探间谍故事黯然失色。
　　这支在白色恐怖下的中央警卫部队，创建于1972年11月，它的创始者和最高负责人，就是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

　　中央特科的诞生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迁至上海。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72年11月14日，中央在上海建立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28年11月，中央又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由周恩来实际主持。
特特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 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
　　特科设总务、情报、保卫三科，总务科（一科）负责设立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情报科（二科）负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科长陈赓；保卫科（三科，也称红队）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徒叛特务等，科长顾顺章（兼）。1928年又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四科），负责设立电台，培训服务员，开展与各地的通讯联络工作，科长李强。特科在上海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反间谍关系，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打入敌特机构，建立秘密电台，营救任弼、关向应等领导干部，惩治叛徒何家兴、白鑫等人，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重新调整，由陈云总负责，兼任一科科长，二科科长潘汉年，三科科长康生，原四科的工作于1932年后交给中央，经整顿，特科改工作方法，创立统一战线工作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独特方式，重建情报关系网，1933年中央迁离上海后，特科工作由武和景等相继主持，1935年9月分批撤离，在上海设立办事处。

　　周恩来直接领导
　　周恩来等领导筹建的中央特科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尤为重要的是，为隐蔽斗争，保卫地下党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
　　中央特特及其所属机构，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1927年开始建立、逐渐健全起来的。
　　1928年春，中央特委为了训练秘密工作干部以适应新环境中对敌斗争的需要，开办了为期20天的训练班。当时陈赓与中央特科绝大多数人员，都参加了这个特训班。
　　周恩来为中央特科制定的保密纪律是极其严格的。所有参加工作的人都是单线联系，各自所有活动的内容严格保密、不能向包括自己亲属在内的任何人汇露。陈养山于1928年4月情报科成立不久就进入特科，直到1935年9月特科撤销为止，是在中央特科工作时间最长的一位。他说，由于当时是单线联系，只知自己的工作情况，甚至连工作单位的名称“中央特科”，也是1936年到西安后才知道。

　　设立党的秘密机关
　　中央特科，第一科成立最早。1927年8月，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之前，即设立了一个专为筹建中央机关服务的“总部”。中央特科成立后，这个“总部”就改为特科第一科。一科科长洪扬生说：“特一科刚开始工作时，租房找保十分困难。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千方百计找社会关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特一科逐步建立了3个点。”
　　当时住机关的人，男方如果是单身汉，党组织都要调一个女同志与其扮“假夫妻”。在上海做秘密工作，如果没有女同志以夫人身份作掩护是不行的，单身汉独居不但容易被人怀疑，就连租房子都困难。多数住机关的假夫妻，相处时间久了，双方有了感情，经党组织批准成了真夫妻。
　　遇到中共中央召开人数较多的重要会议，就由第一科租来较大的会场，还要设法组织一个临家庭作掩护 。如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中华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有将近50人参加。会前决定由中央机关工作的李一氓充当这座开会楼房的主人，除李一氓（又名李坤泰）当他的妹妹，共6口人组成了一个临时家庭。会议一结束，这个临时家庭就解散了。那个临时当了他妹妹的四川姑娘李一超以后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过了20多年，在全国解放初期看过《赵一曼》这部电影后，李一氓才晓得赵一曼就是那个李一超。
　　第一科当时还为中共中央设立了 一些办公机关、联络点和接头点。如在天蟾舞台隔壁的云南路447号生黎医院楼上，设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由熊瑾玎和朱端绶夫妇住机关。
　　1928年春，中共湖北省委遭到破坏，熊瑾玎转移到上海后，中央任命他担任中央机关的会计，负责筹措经费。他挂起一个“福兴商号”的牌子，经营土布生意，自任老板。实际是为中央政治局设立开会办公地点，进出的中央负责同志扮做顾客可免入怀疑。“福兴商号”开张不久，周恩来又调来19岁的湖南女共产党员朱端绶当“老板娘”，与“熊老板”一起住机关。他们两人先前在湖南就认识，相互留有良好的印象。在这里相处了几个月后，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年中秋节的夜晚，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等在“福兴商号”开过会后，他们两位在四马路川菜馆备了一桌酒席，请他们饮酒赏月。周恩来有意促成他们的婚事，就在席间提议他们结为伉丽，李维汉、邓小平等都很赞成，两人就此结为革命情侣，开始终生甘苦的革命生涯。

　　周恩来亲自布置党的“六大”会场
　　当时几次中央全会，都是由第一科布置的会场，有的则是周恩来亲自布置的。
　　1929年6月下旬至7月初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二中全会，就是周恩来亲自布置的，由李宇超、刘淑琴夫妇和罗登贤的夫人周秀珠住机关。
　　刘淑琴回忆说：“1929年夏天，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六届二中会全，会议要求以家庭形式来掩护。这时，周恩来要我去住机关搞掩护工作。当时，我担心自己做不了，周恩来对我说，另找别人要做衣服，党的经费有困难，这个会很重要，一时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于是，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六届二中全会开会的地点记不清了，只记得那幢房子是在一条弄堂的最后一排，样子很漂亮，像是公馆。为了把房间布置得像有钱人家的住房，我把结婚时的缎子被和衣服都带了去。周恩来是会议的总负责人，会议期间，罗登贤的爱人（名字叫秀珠）也来过开会的地方，并和我一起住在楼下，其他来开会的人都住在楼上……”。

　　两次营救任弼时
　　处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经常有我们的同志被捕。当时一般同志被捕后，多依靠中国救济总会进行营救。遇有中央负责同志被捕时，就由中央特科负责营救。营救的办法主要有3种：
　　当被捕的同志未暴露身份时，中央特科采取公开聘请律师出面辩护的方法，合法营救。洪扬生说：“在特一科的直接关系下有两位律师，一位是潘震亚，他是法学教授兼办律师事务，十分同情革命，我们有所求，他必有所应，从不附带任何条件。另一位是费国禧律师，我们请他出面辩护，仍得花点钱。”这是常用的一种办法。如1929年11月17日，任弼时在上海被捕，化名彭德生，没有暴露身份。11月19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开庭申羊。中央特科请潘震亚出庭辩护，据理驳得法官词穷理亏，宣布休庭。12月22日第二次开庭，敌人没有从他嘴里得到任何情况，也没有任何证据，只是借口“危害国家安全”对他判刑40天。3天后即12月25日，租界洋人过圣诞节时，任弼时即被“减刑释放”。
　　第二种办法，寻找内线，或托人说情，或者行贿买通，争取释放。如1928年10月13日任弼时前往安徽巡视工作，在南陵县第一次被捕时，临时化名胡少甫，没有暴露身份。经陈琮筵请任氏家族的姻亲、长沙四大律师之一的何维道赶到安庆奔走营救，将案子从特刑庭转到安徽省法院；中共中央亦令特科在国民党上层开展营救活动，国际济难会拨款8000元收买有关官吏，终于取保无罪开释，于1928年底出狱回到上海。
　　恽代英于1930年5月6日在上海被捕，押在老闸捕房，但他装作工人，化名王作林，没有暴露身份。洪扬生说：“当时，一个人打入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中央特科的同志找到老闸捕房的探长尤阿根‘打招呼’，自称恽代英是他的‘表兄’，请他卖个情面。于是，恽代英被从轻判处3年徒刑，转押到苏州陆军监狱。恽代英关在苏州时，陈赓又通过江苏高等法院的一个法官关系，准备将恽提前释放。如不是顾顺章叛变投敌，出卖了恽代英，恽代英也不至于最后在南京牺牲。”
　　第三种方式为武力抢救。在上述两种方式无效后，万不得已才用此招。武力抢救“红队”的训练项目。彭湃等4位同志被捕后，中央特科曾计划乘敌人将 他们转押的半途中用武力劫持营救，不断由于计划安排不周 ，贻误了时机。罗亦农被捕后，中央特科也曾打算“半途拦劫”，但由于形势不利，无法下手，最后只得放弃原定计划。
　　一科负责的工作，还有购置、保管武器和一些特殊用品；建立各种掩护机关为中央服务等等。为了购置武器，一科也建立了不少利用关系，与在上海的外国洋行、军火商人、军阀和流氓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 一科有时派女同志运送武器，以减少敌人的怀疑。武器多的时候，常由女同志打扮成阔绰的太太小姐模样，坐着流线型的轿车运送。

　　情报科长陈赓
　　为了加强对敌侦查工作，中央特科在1928年4月设立了情报科（二科）。成立之初，即任命陈赓为科长。这个科长的工作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当时陈赓需要依托家庭作掩护，他在在环龙路（今南昌路）上租了一间房子，王根英便搬来和他住在一起。房东是英国巡捕房的探长陆连奎。陈赓对王根英说：“租这种人的房子可以减少敌人的怀疑，让陆连 奎也做一做‘保镖’。”第二年，他们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知非。为了避免敌探特务的追踪，他们经常搬家，从1929年至1931年的两年当中，他们就搬过5次家。在此期间，王根英尽心竭力地掩护陈赓，使他能安全地进行工作。小知非逐 渐长大了，她不让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门牌号码，在孩子面前从不谈起陈赓的真实姓名和在外面 工作的事情。陈赓有时把枪带到家里，睡觉时便压在枕头下面。
　　知非3岁时，有一天独自悄悄跑到街上去玩，看到“红头阿三”（就是英租界的印度巡捕）身上挎的枪，忽然想起前几天他爸爸藏在床头的枪，天真地说：“红头阿三的枪，没有阿爸的好。”巡捕一听，马上盯住小知非，紧跟知非到家门口，正好遇到王根英出来找孩子。巡捕问她：“你家有枪吗？”她便想到可能是知非泄露了机密，马上机警地回答：“有，有支枪，是他阿爸在永安公司给他买的玩具枪。”因她讲话的神情从容、自然，就把印度巡捕支走了。
　　陈赓置身龙潭虎穴，在错综复杂而尖锐、残酷的隐蔽斗争中，公开与敌探特务周旋。由于他沉着、机敏，敌人对他不但没有怀疑，反而认定他是自己人，见面时全都亲切地叫他“王先生”或“老王”。有一次在法租界一家戏院里开会，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租界巡捕和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现场，情况异常紧急。陈赓也正在那里。为了掩护同志安全转移，他灵机一动，站了出来，立即同那些前来围捕的警探“合作”。他充当“蟹脚，”独自把守着一个出口，悄悄将一些党员放走。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陈赓依靠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掌握着租界巡捕房和国民党的某些探子特务，甚至还掌握了个别在蒋介石左右工作的人。
　　陈赓的活动，使得敌人闻风丧胆。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提到陈赓的名字又恨又怕，曾为他的头颅悬了巨额的赏格。实际上，那时候他经常来往于一些国民党特务当中。但是，敌人始终不晓得他就是他们日夜谋算的那个共产党人。

　　陈赓险遇钱大钧
　　在对敌斗争中，陈赓曾有过不少有惊无险的传奇故事。
　　1928年陈赓在中央特科情报工作时，有一次从上海前往天津执行任务。火车行经南京停车时，陈赓走出车厢，在站台上转转。突然发现在他乘坐的列车后面，临时挂上一节专用的花车，抬头又见几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正沿站台走来。陈赓怕被人认出，赶快跑进车厢，他将帽子拉得低低的坐下，偷偷地朝车窗外面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被那些官员簇拥着送上花车的，正是认识他的原国民党淞沪警务司令、其时已经调任国民党江南“剿匪”司令钱大钧。
　　钱大钧早在黄埔军校就认识陈赓。陈赓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就读时，钱大钧曾教过他们的兵器课。陈赓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留校，连续担任第2、3、4期的副 队长、队长，是军校有名的左派活跃人物。他和蒋先云、贺衷寒3个湖南人，一起被人们称做“黄埔三杰”，颇受校长蒋介石的器重，钱大钧当然是熟悉他的。
　　当火车离开南京以后，陈赓本以为可以避开他不被发现。哪知车行不久，钱大钧的副官突然来到陈赓乘坐的车厢，对他说道：“陈先生，长官有请。”陈赓心想坏了，到底还是给他看到了。但他沉着地说：“我不姓陈，是做生意的，哪里认识你们长官，你认错了人吧？”那副官说：“没错，请你到那边去谈谈。”陈赓心想，事已至此，只得去了。陈赓走进花车，钱大钧见到他，狡黠地说：“我一进站就看见你，叫副官跟上你的。”及至陈赓坐下，他又问道：“你近来干些什么？”陈赓答道：“没有事情可干，正在到处谋事。”钱大钧哪会相信，望着他又问讯了几句。陈赓见他并不认真，就想法子应付过去。陈赓说，中途要下车，去看一个朋友找点事做。这样闲聊一阵，陈赓便走开了。
　　火车到了一个车站，陈赓赶快下车，当火车继续开动的时候，才又迅速登上另一节车厢，仍把帽沿拉得低低的坐下。这时他已被钱大钧手下的人盯住，火车开动不久，那个副官又找来了。只见他抿着嘴，带着诡秘的神色说：“陈先生没有下车啊，长官请你。”陈赓又壮起胆量去了，因钱大钧在黄埔军校教过他们的课，总算有点“师生情义”，陈赓对钱大钧谈起黄埔往事，晓以大义。由于陈赓救过蒋介石一命，在黄埔军人中留下深刻印象，他若抓捕陈赓，将会拿到一个“烫手的山芋，自找麻烦。所以，钱大钧乐得睁一眼、闭一眼做个人情。而且火车过了徐州，就出了他这个“江南”‘剿匪’司令“的防区，因此闲谈一阵，他就让陈赓走了。此后钱大钧未再纠缠，使他得以顺利经过徐州，前往天津去了。

（摘自《家庭百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