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进行到1968年，江青已几次把魔爪伸向周恩来。
　　她大肆撒泼，狠整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以达到刁难和攻击周恩来的目的。据当时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
　　那是1968年3月中旬，由周总理主持会议，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会议定在下午四时在大会堂接见厅开。那时我是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负责这次会议的现场警卫工作。大约在3点半左右，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同志打电话给我，说江青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要我在大会堂准备吃的，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先吃饭后参加会议，要吃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我找到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同志，尽快按要求备好吃的，放在旁边小山东厅里。
　　此时，党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等同志都到了，就等江青了。
　　此事我向在场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作了汇报。我们两个站在会议厅的门外迎接江青。江青大约晚到了15分钟，汪东兴给好敬了个礼。我对她说：“开会在这个厅里，你的饭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她没说话，斜了我一眼，就进了会议室。
　　那时大家对她出于尊敬都站了起来，她却不理睬，径直走向总理，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在门口挡着不让我进来？”当着与会者的面大吵大闹起来。总理解释也不听，会也开不成了。
　　为了照顾影响，总理宣布休会后，同江青、汪兴东、杨成武、李作鹏等人来到小山东厅。江青继续吵闹不休，硬说是总理安排我在门口挡着不让她进去，意思是总理背着她搞什么活动。总理就让汪东兴叫我进去当面说清楚。
　　当我走到门口时，听见总理大声说：“我是个老同志，你应该想信我们这些老同志，根本没有的事。”我推门进去后，总理说：“你们查吧，我不参加。”说完总理就到走郎里去了。这时汪东兴要我把情况说一下，我就把她的警卫员来电话说的话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江青一拍桌子，说：“根本没有的事，去把我的警卫叫来。”汪东兴把孙占龙叫去，孙说：“是我打电话让成元功准备饭的。”江青勃然大恕，拍着桌子说：“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不要你们在这里工作，你们去给总理说去。”
　　我出来违心地对总理说：“总理，今天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总理没有说什么，又进了小山东厅。后来江青又和总理大吵大闹了1个多小时。说什么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一条狗，骂不绝口。我心里清楚，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把矛头指向总理，拿我们开刀的。
　　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员中，受江青迫害的还有周家鼎、杨德中同志，尤其是杨德中同志，江青限他4天内离开北京。
　　几天后，一个深夜，江青又把总理、汪东兴叫到钓鱼台，让秘书们也参加。江青说：“成元功历史上就是个坏人，曾多少次限制我，多少次阻挡我和总理接触……”。总理说：“不会的，成元功14岁参加革命，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江青斩钉截铁的说：“那至少也是变了质的坏分子。”随后，又把警卫处其他同志指责了一番，骂了一通。
　　这样一来，警卫局的领导就不好办了。汪东兴和几位局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先到学习班学习一段时间再说，以后不要再到首长处去了。我于1968年3月24日进了学习班，又在1969年1月5日去了江西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直到粉碎“四人帮”前夕才回到北京工作。
　　成元功遭难被迫离开周恩来两个月后，按捺不住“倒周”之心的江青再次向向周恩来撒泼发难。

　　事情的缘起，是江青批示传阅一份电话记录。
　　5月31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国华的秘书打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办事组接电话的人作了一个电话记录，大致内容是：（一）今天四川省革委会成立庆祝大会的规模和盛况，会议开得很好，没有发现问题和死亡事故，（二）明天梁兴初司令员、李大章等准备去重庆参加6月2日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三）省革委会委员准备明天到金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参加劳动。
　　这完全是一个例行公事式的电话，没什么实质性的重要内容。因为四川省革委会成立前已经过中央批准，中央领导层都知道。但江青为了显示一下权力欲，大笔一挥，把电话记录批送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传阅。
　　周恩来签阅后，顺手将这份文件与另一份文件用曲别针别住，放进他办公时常用的皮夹子里。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来询问这一文件时，秘书周家鼎怎么也找不到这份文件。
待周家鼎找到这份文件退中办秘书局时，已是6月2日了，隔了一天。当天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巨长标题《毛主席伟大预见“四川很有希望”鼓舞七千万人民前进，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消息。
　　因此，秘书局值班人员询问总理值班室：此件毛主席已阅，6月 2日《人民日报》已发消息，是否还要传阅？
　　秘书局值班人员的意思是用不着再传阅了，但还是留一句：还要不要传阅，可请示一下中央文革办事组。
　　不料，江青借此事大做文章，指责周恩来纵容他的秘书，目无中央文革，看不起她江青，等等。而后，又气冲冲地在传回的电话记录上批了一段很长的文字：“如果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认为可以不传阅了，那么请送毛主席、林副主席，伯达同志，其他同志可以不传。不过政治责任应由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负。”

　　完了！江青又把电话记录批送毛泽东、林彪。
　　林彪阅后，又批给周恩来，并加了一句：“今后江青同志及文革其他同志批传的文件及电话记录必须按批送的范围及时传阅”。

　　康生、陈伯也了附和：完全同意林副主席的批示。
　　文件重又回到总理值班室。秘书们一看给总理捅了个大漏子，心情沉重而又紧张。
　　周恩来是天快亮才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西花厅。心事重重的周家鼎赶紧连检讨带报告：“总理，我们犯大错误……”
　　周恩来看了江青、林彪的批语后，沉恩了半天没有说一句话。许久，周恩来才缓缓地说了一句：“家鼎啊，你们顶不住，告诉我，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就是了。”
　　周恩来的意思是，当时文件找不到，可以告诉他，由他出面去解释。
　　说罢，周恩来在文件上批道：“我将另有一检讨意见送上。”
　　然而，周恩来的检讨并没有使这件事了结。江青抓住这件右胡搅蛮缠，没完没了，说总理值班室的人眼中没有中央文革，要解散，等等。
　　总理值班室两个秘书、三个干事，一共才五个人。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忙和累使得在工作上从不轻易喊累的周恩来也不堪重负。
　　周恩来当时曾对阿尔巴尼亚外宾说：“我很坦率地说，现在比三年解放战争时忙得多，真正打仗时也不这么忙，每天都遇到问题，时间总是不够用。人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周恩来还曾对秘书说：“现在什么事都要我批，没有人替我顶一顶。我现在一过4时（指佛晓），就出现心跳心慌，靠氧气维持，一睡下就起不来，疲劳不堪。”
　　显然，对于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忙的周恩来来说，5个人的值班室本来就人手不够。但江青一伙出于对周恩来“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垮”的企图，打起了总理值班室的主意。
此后不久，总理值班室被迫撤销。周恩来身边除留下一个秘书外（以后又增加了一个），其他人下放基层，“支工”、“支农”。周家鼎当然也就被迫离开总理值班室了。

　　周家鼎回忆：
　　在我们向总理告别时，总理讲了3 个条件：一到最基层锻炼；二不要担任任何领导职务；三改个名字。我们在总理的长期教育下，习惯提出自己的意见。我当时冒味提出：“四清”时，为“扎根串连”，改名换姓，不是都受了批评吗？我们要不要改名字？当时，邓颖超大姐在场，说：“总理让你们改就改么。”指着我说“你就改名叫贾汀好了”。事后才知道，总理担心我们得罪过江青，日后一旦被发现，会借选择派之手整我们；另外，也考虑到我们同首都和全国各地的造反派联系较多，以原名出现会招惹麻烦。足见总理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谈话后，我改名贾汀，到铁道部二七机车车辆石蹲了5年。
　　总理值班室撤销不久，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其他的都支工农去了。每天24小时，一个人得工作12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周恩来还对外宾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长江大桥和黄河三门峡水电站。”
　　从这些言辞中，我们不难体察到周恩来的心境：面对江青的无端刁难和险恶居心，周恩来表面平静似水，内心却汹涌如海。这需要一种何等的韧性！天若有情天亦老。

（摘自《山西家庭报》）